殷商时期，现滨州境内继龙山文化之后，再次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机遇。这一时期，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移至安阳，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域更加靠近商朝王畿，较之山东其它地区更早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而此地近海的食盐生产也大大刺激着商王朝对其占有的热情。到了殷墟文化一期前后，商文化逐步扩张进入今滨州境内，殷墟文化二期前后到达淄河以西地区。
位于河济之间的滨州，与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相比，此时的聚落遗址数量再次骤然增加。这表明，殷墟时期，商王朝的势力在其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逐渐退缩的同时，出于对海盐资源的渴求，不断强化对今滨州沿海一带的统治，包括滨州在内的河济下游、渤海西南岸地区也成为整个商王朝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
后来随着商王朝的灭亡，周人势力的东进和齐国的分封，该地区的村落、人口以及文化、经济与社会都被齐国所承继。直至周初齐国迁都临淄之前，现滨州境内一直是齐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此时，滨州境内的文化大繁荣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滨州商周时期遗址不仅数量骤增，分布也更为广泛
在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滨州境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衰退现象（详见本报9月6日6版《夏代时期滨州历史上出现首次文化衰退》）。
而到了殷商时期，滨州境内发现的古遗址不仅分布十分广泛，而且数量骤增，远较岳石文化时期为多，而且遗址规模面积也非常大，动辄达到几十万平方米，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这些遗址虽然大多未经发掘，但仅就考古调查所采集的遗物来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非常丰富的。
据不完全统计，滨州境内的商周时期遗址大概有158处，远远多于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其中邹平境内有60处，博兴境内有44处，滨城境内有8处，惠民境内有18处，阳信境内有20处，无棣境内有2处，沾化有6处。而且很多遗址一直深入到沿海滩涂地带，如无棣境内的无影山遗址，沾化境内的杨家盐业遗址群、郑家古窑址、陈家古窑址、西堼遗址等。
高规格聚落遗址较多出现
这一时期，不仅聚落遗址数量众多，而且还出现了多个出土青铜容礼器和兵器（多为贵族墓葬出土）的高规格聚落。如滨城兰家遗址出土有卣、觚、爵、戈、豆、鬲等器物。其中青铜礼器卣上还有族徽符号“卤”字。惠民大郭遗址则出土有鼎、小方彝、爵、觚、铙、戈、矛、刀、钺、锛等青铜礼器、乐器和兵器，以及石钺、玉环等，可见该遗址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其中出土的1件通长20.3厘米的玉钺更是祭祀或仪仗专用器物，是权力的象征。大郭遗址出土铜铙的内壁、方彝盖和腹内壁、铜戈上均有一“戎”字徽识符号，可能是戎族的族徽。
从大郭遗址出土遗物和墓葬规模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兰家遗址，应是整个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中心聚落，负责管理该区域的盐业生产及相关工作。位于博兴的寨卞遗址曾于1970年村民修挖溢洪河时出土有殷墟三期的青铜鼎、爵和一批青铜镞，显示该聚落的等级较高，也应是该区域的中心聚落之一。
这一时期的各个村落还非常注重整体规划和布局。如兰家遗址的聚落布局就有着明显的规划，聚落中有着专门的居住区、贵族墓地、平民墓葬区、骨器作坊区和生产盔形器的制陶区。博兴的东关遗址则发现有大型堆筑（建筑）工事，由内侧到外侧逐次逐层堆筑，逐层交互叠压，层层夯打加工而成，可能是当时为维护聚落安全所做的建筑遗迹，具有防御功能。
东夷大国分布林立
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滨州境内的古国大概有时、邹、落姑、夫于、於陵、重氏国、逢和薄姑国等，其中又以薄姑国势力最为庞大。薄姑，文献又作薄丘、蒲姑等，是商末周初东夷大国，故城在今博兴境内。
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薄姑氏国力强盛，成为反叛主力，更是受到了周公的残酷镇压，将其灭国、毁社，并把薄姑的君及其遗民迁徙到关中地区，以便于直接管辖，东方大国薄姑从此消亡。薄姑国都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初步确定应为博兴的寨卞遗址或贤城遗址。
周初齐国立国之地的营丘，即属薄姑范围之内，位于济水下游一带，济水原称齐水，齐国之名亦源于齐水之名。大约公元前9世纪初，齐国内乱，齐太公五世孙的齐胡公姜静将都城由营丘迁至薄姑城，薄姑城由此成为齐国国都达24年。
周初的这段时间，包括滨州在内的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由于齐国“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促成了滨州早期文化与齐文化充分交流融合，既保持了晚商以来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直至齐献公将都城由位于古济水下游的滨州一带迁往东南的淄河西岸的临淄，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相应地逐渐由滨州一带转移到临淄一带。
三条东西交通古道的形成，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随着商王朝的东进，至少到商代晚期，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三条横贯中原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三条东西古道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水路一直是东西交通的主要方式，而古黄河及其支津古济河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主河道更是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黄河与济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经滨州境内，形成南济北黄的格局。黄河下游与济水下游流域，为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京津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最早融入中原文化区的区域。整个鲁西南、鲁西北和鲁北平原及今黄河三角洲地区，都是济水和黄河下游流经范围。这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一带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同样，至少到商代晚期，鲁中山区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之间东西陆路交通大道。这条东西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及邹平礼参、长山等地经过，与胶济铁路线基本平行，但略微靠北。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和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的大动脉。其最初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山东龙山文化繁荣的时代，济南大辛庄遗址、章丘城子崖遗址、邹平丁公遗址、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等都在这条东西古道的两侧。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中心位置。齐国建都临淄之后，这条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古道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周王朝控制山东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交通干道，也成为齐国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军事交通线。
盐业生产的发达带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滨州濒临渤海，沿海有大量的滩涂及地下卤水资源。据考古和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东方地区的盐业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在包括滨州在内的渤海南岸地区，到了汉代才逐渐转移到胶东半岛及鲁东南沿海一带。
滨州境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北起无棣、沾化，南到博兴、邹平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煮盐器具盔形器以及盐业生产、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尤以黄河以北的沾化、无棣、阳信、滨城一带分布较为密集，如滨城区兰家、小赵家、侯家，沾化杨家、西堼、陈家、郑家等。作为处于渤海南岸制盐区域中间位置的滨州一带，不仅有着发达的盐业生产，而且也是这一带最早发现盐业遗址的地区之一。如20世纪50年代徒骇河道疏浚加宽时，便在沾化区富国街道杨家村西北发现了大量盔形器及烧窑遗迹。
殷商时期，包括滨州在内的渤海南岸地区是殷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惟一的产盐之地和惟一能通往海洋的地方。滨州境内的聚落、人口数量骤然增多，考古学文化变得空前繁荣，其商代聚落数量甚至超过龙山、岳石时期数倍，并最终形成了以沿海盐业和盐工定居地为导向的聚落分布格局。
同时，内陆地区也出现了与盐业遗存同时的数量众多的聚落遗址群，每个遗址群中有一个或多个更高等级的聚落。如博兴寨卞、惠民大郭、滨城兰家等便属于这些高等级聚落的中心。此时期渤海南部地区商文化的突然繁荣，聚落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应是外来人员在很短时间内迁入的结果，而这则是以商王朝对食盐的控制为基础的。
（作者：张卡 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