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社会大部时间趋于稳定，滨州一带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人口数量亦比北朝时期增加数倍。然而，这一时期的遗址却发现得非常少，见之于考古的实物也多是零星发现。隋唐时期遗迹遗物发现较少，且明显少于两汉时期。至于其原因尚不明确，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考证。虽然隋唐时期，滨州境内考古发现较少，但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是宗教遗存较多，二是农民起义遗存较多，三是考古调查拣选了不少青瓷残片或邢窑白瓷瓷器，甚至还发现了窑址。
特别是宗教遗存，发现较多。除北朝时期至此时依然存在的龙华寺、乡义寺等众多寺院外，无棣的大觉寺与邹平的醴泉寺都十分有名。这与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更为兴盛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时期，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几支重要的佛教派别相继创立并成熟。
龙华碑的发现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龙华寺遗址上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和2021年的考古发掘，更是发现了隋代和唐代的相互叠压的寺院遗址。隋唐两代寺院的发现，使我们对龙华寺遗址的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早在1923年，博兴县龙华寺遗址的冯吴村地段便出土过隋代的龙华碑，碑额为篆书“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一时轰动学界。碑为石灰岩质，螭首竖式，分为首、身、座3部分。通高236厘米，宽106厘米，厚18厘米。阳面楷书阴刻28行，行50字。
（隋代龙华碑碑额）
其实该碑命运十分波折。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博兴县志》便记载：“龙华寺在城东北二十里崇德社。隋时敕建也，有半截碑。”海丰吴式芬《攈古录》记：“故龙华道场建塔碑：正书，篆额，山东博兴，仁寿三年。”后又湮没地下，销声匿迹。1923年，该碑又在博兴县陈户镇冯吴村南出土，出土时字迹清晰，后有一古董商拓印石碑后，将“仁寿三年”以下20字击毁。此即《重修博兴县志》中所记载的内容：“隋龙华寺仁寿残碑……有燕估打碑数日，临去，将‘仁寿三年’以下二十字击坏，意以所拓为旧本，可以居奇。”20世纪50年代初，碑被运往黄河防汛工地，幸有识者发现，将其迁回原地。1956年移入县城。
（隋代龙华碑）
“龙华碑”今正文尚存1245字，基本完好。《八琼室金石补正》《全隋文补遗》《重修博兴县志》等收录此碑文，日本二玄社刊行有“龙华碑”拓本。清末民国学者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写道：“额字为篆体而笔法作飞白，为额中所少见。碑文书法秀整劲拔，开褚、薛之先陆，非中唐以后人所能做到。”
（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贴塑有佛像、佛塔和宝相花的隋代青瓷罐）
张振国、李广英编著的《隋〈龙华碑〉及其考据》，李广英《镌刻的历史》，王凤翔、刘宝德编著的《滨州通史·隋唐宋元卷》，汪海波《隋“龙华碑”建毁年代考》均对立碑年代、碑文内容进行过考证，并认为该碑为修塔功德碑，而不是建寺记事碑，立碑年代应为隋炀帝时期。据“龙华碑”记载：“华塔者，地则故龙华道场之墟，其内现有古基，未及功就，属天回地转，柱折维倾……以仁寿三年……同至塔所，营其故基。”
由此可知，在隋代仁寿三年之前，龙华寺原址中就有龙华塔的“故基”，龙华寺及龙华塔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已存在，隋代应是对前代龙华塔的重新复建。至隋，龙华寺也已残破，文帝时期亦对其进行了重建。“龙华碑”的内容，主要是歌颂隋文帝。二是记载了晋王府记室参军及其兄长二人竭尽全力，共同建造龙华塔及相关建筑的事迹。建成后，命名殿堂号曰“五香”。龙华寺相关建筑落成后，光禄大夫、北海郡守到博昌县令等官方政要及其家属参加了相关仪式，寺院中的诸多维那（寺中僧职）也一同参加。“龙华碑”是滨州区域保存较为完好的隋碑，具有重要的艺术、史学和宗教价值。[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415页]
高僧挂锡大觉寺
大觉寺，位于无棣古城外东南隅，唐贞观十三年（639）建，初名普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李隆基“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以年号为名”，遂奉敕改名为“开元寺”。此后，很多高僧大德曾挂锡无棣开元寺，其中就有五代时期的高僧恒超大师。明洪武初年又更名“大觉寺”，香火鼎盛，名贯冀鲁。
（大觉寺）
五代高僧恒超（877—949），俗姓冯，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后梁乾化三年（913）受戒五台山。后梁龙德二年（922）挂锡无棣县开元寺，在寺东北隅另创一院，弘讲经论。“挂锡”是禅林用语，即“悬挂锡杖”之意，也是“任一寺之住持”的别称。恒超大师共在开元寺居住了27年，宣讲经、论各30多遍。历任的棣州官员、过往的使臣、齐鲁之间的学者，或敬慕恒超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品格，或探讨参研学问，常常到寺拜访，商榷学问，甚至对恒超的学说提出诘难。对此，恒超大师无论多忙，都坦诚相待，互相参讨。恒超大师知识渊博，时而参引诸子史籍，时而证以佛家哲理，令众人无不心悦诚服。当时有一位姓李的郡守，一向敬重恒超的高风，提出要向朝廷上表举奏，请朝廷给恒超赐紫，以示荣宠。恒超淡泊名利，就写了一首明志诗：“虚着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厌树遮山色，怜窗向月明。他时随范蠡，一棹五湖清。”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入《全唐诗》第八二五卷，题为《辞郡守李公恩命》，传诵至今。恒超派人把这首诗送给李郡守，李郡守看了，又派人劝说恒超，希望他愿意接受朝廷的封赐。恒超矢志不移，以要躲避到卢龙塞外为由推辞。李郡守只好作罢。他“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力辞赐紫的节操，被佛界赞曰：“清风凛然，披拂千古。”
后汉乾祐二年（949），恒超圆寂于无棣开元寺，享年73岁，僧腊（受戒后的年龄）35年。具荼毗礼，收舍利200余颗分施之。外缄50颗，于本院起塔以葬之。后汉宰相冯道当时还不知道恒超圆寂的消息，他还特意奏请朝廷赐号“德正大师”，尽管有违恒超大师的生前遗愿，但人们还是把后汉皇帝赐号的圣旨刻在了石塔之上。
恒超大师的事迹，在宋代高僧赞宁（919—1002）所撰《宋高僧传》卷七〇五代《汉棣州开元寺恒超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恒超挂锡无棣开元寺，对滨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寺内有天王殿、前殿、后殿、观音殿、伽蓝殿、祖师殿、海丰塔。唐代寺院塔基底部还保存完好。民国《无棣县志》载：大觉寺塔，俗称海丰塔。始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高十三层，八角叠檐式砖石结构，塔基高为两米。一级券门上额书有“文笔冲霄”四字，塔身内建有迥形踏步通道，可以逐级相通，每级南面设有拱顶券门，形同景州古塔。明正德、万历年间，邑人两次维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海邑地震，塔倾其半，古塔年久失修，时有倾圮之危。1956年，经省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拆除，塔基底部未发掘，完整地封存于地下。1991年，县政府筹资155万元，在原塔基以北50米处重建海丰塔，并由全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镈设计。重建的海丰塔为八角楼阁式，高42米，13级，是年7月动工，1992年9月竣工。中国佛教协会时任主席赵朴初题写“海丰塔”塔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铎为海丰塔题写对联“海裕无双邑，丰余第一州”。2006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0、411页；张卡执行主编《滨州文物通览》，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9页]
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佛、道并重的政策。唐朝建立后，使道教成为皇家宗教，曾多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建道教宫观，史籍中也不乏在山东诸州同时兴建道观的记载。如隋开皇年间，文帝曾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唐乾封元年（666），高宗诏令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普置观一所”[《旧唐书·高宗纪》]；弘道元年（683），高宗诏令诸州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全唐文》卷九四四，杜光庭《释老君圣唐册号》]；开元十年（722），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尚黄老》]。即使如此，道教道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都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佛教寺院，且遗迹今多已不存。[李象润、李沈阳主编，王凤翔、刘宝德编著《滨州通史·隋唐宋金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7页]
在不多的道教遗存中，有一尊老子造像十分有名，这就是出土于博兴龙华寺遗址的开皇十一年（591）孔钺造老子像。这件像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孔钺造老子像为单身老子坐像，通高13.6厘米，宽5厘米。老子戴道冠，面清瘦，眉目细长，蓄长须。着对襟窄袖道袍，躯体瘦长。左手下垂扶案几一角，右手上举执麈尾，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及椭圆身光，头光内刻莲瓣纹。身后铸光背，上半部阴线刻一树，若垂柳。四足方座上刻铭文：“开皇十一年十月，道民孔钺造老子像一躯口德。”该老子造像糅合了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某些特点，可谓释老相参。如戴道冠，着道袍、蓄须、执麈尾、扶凭几坐于树下，具有道教造像的特点，但其身后头光中的莲瓣、舟状的光背及四足方座，却又借鉴于佛教造像的形式。该像是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体现出佛、道合流的趋向。
（白鹤观只剩残垣，唯此古槐依然屹立）
另在无棣还发现有白鹤观遗址。白鹤观遗址是唐代道观遗址，位于无棣车王镇白鹤观村西首50米处。现庙基为隆起高地，南北长54米，东西宽26米，面积约1400平方米，高出地面0.5米。白鹤观村杨氏谱书载：“唐代此处有一寺庙，庙前有一棵树，树南有一眼甜水井，庙西临小河，庙东有湾塘，环境幽静，景色宜人。传有白鹤飞来，故名白鹤观。”庙前古槐尚存。2002年11月被无棣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