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庚子隆冬，有幸读了由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安作璋为学术顾问并作序，李象润先生等学者编辑的《滨州通史》，感到一股暖流在涌动！
《滨州通史》采取通纪、典志、人物相结合的记述方式，比较全面地整理了滨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不但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空白，而且开创性地探索了我国地方通史编纂的新路径，可以说是这部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山东首部地方通史“闯出了一条路子，揭开了一宗案子，树起了一杆标尺”。
“闯出了一条路子”，是说《滨州通史》的编纂积极探索出了一条研究地方历史的新路子
从2010年开始，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的指导下，经过滨州市政协系统领导及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滨州在全国率先完成八卷本300万字《滨州区域文化通览》的编纂工作，2012年5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4年8月，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陈鹤良等领导和专家对《滨州区域文化通览》进行专题审阅，认为：这部《通览》既有资料整理，又具研究探索，既接地气，又具学术规范，其价值和工作经验，值得推广。
为此，中央文史馆邀请李象润同志代表山东到北京参加全国区域文化通览总结表彰大会并发言。会议期间，袁行霈馆长表示支持滨州在《通览》基础上编纂一部地方通史，作为研究地方史的尝试，并提议由中央文史馆馆员、清华大学博导李学勤教授和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担任学术顾问。
会后，滨州立即组建队伍，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拜访专家、参观考察等方式进行通史的撰写编纂，历经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撰成了《滨州通史》。这一工程的完工，在全国地级市中开辟了区域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勇闯了一条新路子。袁行霈教授认为：堪称树立了我国地方史编著的学术和精神的新标杆。
“揭开了一宗案子”，是说《滨州通史》努力破解一些历史文化之谜
《滨州通史》首次提出滨州是齐文化和嬴秦文化始源地的观点，充分展现出寻根铸魂的探索精神。
《滨州通史》的作者们经过文献查证、对考古资料的梳理提出：姜太公建立齐国的起始点选在位于古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即今滨州的惠民、博兴、滨城，以及淄博高青一带建都立国（营丘之地），所以，滨州区域是为姜齐起始原点以及齐文化的发祥地。
早在商王朝时期，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条“东西古道”上重要的节点之一。古黄河及古济水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主河道承担着东西方人才、物资、信息等交流的重要作用。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经滨州境内，形成南济北河的大格局。这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当时滨州一带渔盐之利丰饶，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域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战略大后方。
商代晚期，在河济古道的南边、鲁中山区的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之间的东西陆路交通要道，史称“东西古道”。东西陆路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青阳礼参、长山等地“经过”，与现在的胶济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方向基本一致。滨州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中心位置。
位于河济古道旁边的薄姑即是当时东方著名的土著大国，嬴姓，也是周初反抗西周王朝最为激烈和最有实力的东方氏族方国，也是被周消灭最惨的一个东方氏族国家。随着国家宗社的灭亡，其族人或迁或逃，散于四处。梳理其迁徙路线，大概有三条：其一是南下，二是环渤海湾北迁，三是沿古济水、河水流域西迁。薄人向西迁，河南南阳汉置博望县，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于此地。山西多有薄氏后裔。西行的还有一支到达陇西，形成蒲戎氏族，亦嬴姓，与薄姑氏同姓，亦是嬴秦王朝的远祖之一。薄姑人往西还到达甘肃平凉薄落山，唐代曾在新疆西部置薄知州，亦与薄人氏族西迁有关。因此，史书记载，“秦人的祖先最初活动于东方”，“秦的发源地是在东方”。司马迁认为，与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是秦人的先祖，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之先伯益，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
伯益的始祖则为少昊，同为嬴姓。东汉许慎《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蜀汉谯周《古史考》：“少昊氏，嬴姓。”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曾记载秦国祭祀少昊的情况：“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薄姑氏亦为少昊之后，嬴姓，其周初被灭国毁社西迁的一支应该属于嬴秦的先祖之一。因此，说秦之祖宗在山东滨州一带，实属揭开了一桩历史公案。
“树起了一杆标尺”，是说《滨州通史》可以作为地方通史撰写的一把尺子、一根标杆
对外来说，《滨州通史》的编纂在地级市中是最早的，在全国独树一帜。全书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涉及从远古先秦至民国时期滨州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思想、文化、宗教、教育、科技、风俗、文物、文学、艺术、社会、人物等诸多方面，凡各个历史时期有特点、有影响、有建树者、有贡献者，均辑录其中。可以说，该著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充盈，堪称滨州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充分体现了滨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个性和区域特色，弥补了地市级区域史研究之缺失，对于继承和弘扬滨州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存史资政、增加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滨州地方文史研究的成果在全国先进，可敬可贺！”
同时，说是标杆，还在于受《滨州通史》的影响、鼓舞，滨州市各县区掀起了著史通文脉的热潮。目前，《博兴通史》《阳信通史》《沾化通史》基本大功告成，相信《滨城通史》《惠民通史》《无棣通史》等不久也会问世，在滨州史学界谱写成以《滨州通史》为主调、各县市区《通史》为和鸣、威武雄壮的《通史》交响乐章。
当然，《滨州通史》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作为一部通史还缺少运用新思想分析历史的方法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研究不够，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节点、历史风俗还缺乏详细描述与有力佐证等。但是，瑕不掩瑜，《滨州通史》的出版已经在地方通史的平静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它必将掀起层层波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