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1.2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明确规定，地委、专署为省委、省人委派出的督察机关，根据省委调整机构编制的意见， 3月，惠民专区地专机关开始整编，在撤并工作机构的同时，地委、专署机关编制由477人减为236人，共精减人员1083人，其中，充实基层329人，退职209人，其余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2.2月，全区开展以除“四害”(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1958年春， 中共惠民地委、专署从天津郊区聘请100余名水稻技术人员，推广在盐碱地试种水稻的经验，获得成功。
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资料片）
5.5月， 全区贯彻执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迅速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6.7月，专署组织邹平、齐东、惠民等县3万余人在邹平县好生区建立炼铁厂进行钢铁会战，并先后调集大批民工支援淄博市钢铁生产，在区内建起一大批炼铁炉，进行土法炼钢，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
7.8月，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北镇师范学校改建为师范专科学校，同时附设中学师资训练班。
1958年9月，毛泽东发出“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城镇、农村、机关、学校、工厂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图为英姿飒爽的农村民兵走向田间参加劳动。
8.8月2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区掀起撤区、乡，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9月20日，全区15个县建立人民公社211处，其中今境以内103处，98%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实行大兵团作战，掀起了农业“大跃进”热潮。
9.9月1日，惠民专区人民医院附设护士学校(滨州卫生学校前身)建立。
10.9月，韩墩引黄闸和灌区工程全面开工。翌年3月13日引黄闸竣工，17日试放水，9月正式引水灌溉。 引黄闸在上游正常水位13.5米时，过闸流量为240立方米/秒；上游水位16.5米时，允许过闸流量为300立方米/秒。灌溉面积包括滨县、沾化、利津三县约400万亩土地。 因防洪水位提高，1982年2月改建新闸，10月3日竣工，设计引水位12.88米，相应大河流量117立方米/秒时，引水流量60立方米/秒，灌区包括滨县、沾化两县控制面积110万亩， 实灌41万亩，还供给沾化电厂和胜利油田的一部分工业用水，并解决沿海地区部分人畜饮水问题。
11.10月， 全区农村掀起大办集体食堂的热潮，入食堂就餐农户占总农户的82%。1959年以后，农村食堂陆续解散。
12.10月，邹平县文艺代表队赴省汇演，被选拔参加省跃进歌舞团，进京汇报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接见。
13.10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通知，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区，地专机关由滨县北镇迁驻淄博市张店，同时，撤销阳信县，并入无棣县；撤销滨县并入惠民县；撤销齐东县，析入邹平、博兴两县；撤销利津县并入沾化县；由广饶县析置专署直辖孤岛人民公社(由惠民专区渤海湾资源开发局改建)。至此，淄博专区共辖一市六县和一个直属公社；惠民专区原辖商河、乐陵、临邑、济阳四县划归聊城专区。翌年9月，上述四县合并为商河、临邑两县划归淄博专区。
时代印记
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
全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仅用十几天，就建立起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在此指引和鼓舞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发热，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惠民专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黄山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12日在邹平县成立，走在了全区乃至全国的前列。
在此带领下，全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9月，整个惠民专区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将区、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县为单位进行合并，使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化体制在全区一挥而就。据1958年9月13日统计，全区已办起各种名称的人民公社162处，占全区乡、管理区总数的70％。截至9月下旬，全区4600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化体制。从此，乡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分社社员代表大会，乡人民委员会即为分社管理委员会。在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大队、生产队和各专业办事机构。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还普遍对农民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制度。按照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全区各县大办民兵师，搞全民皆兵。社长兼任师长，书记兼任政委，社员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生产采用“大兵团”和“野战军”行动方式。“民兵师”像作战一样，不但在田间安营扎寨，而且人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吃住在哪里。收割庄稼、刨地瓜时，大批人员因感觉与己无关一哄而过，满地粮食，无人去捡，致使熟透的地瓜烂在地里，大豆爆在地里，最后直接用犁一耕了事，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
为充分体现集体生活，全区人民公社基本实现“公共食堂化”。截至10月10日，全区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达到全区农户总数的82％。另外还有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福利院等若干处。有的公社不仅在生产方面把原高级社的生产收入、公共积累以及社员的农具全部充公，而且在生活方面还搞吃饭不要钱的所谓供给制，命令各村社员集中居住，统一调配，统一行动。这些做法，造成了社员的极大恐慌和不满。他们把好衣服穿在身上，贵重物品携带身边，杀鸡宰羊，不知所措。这样做的结果，使集中的农具丢失、损坏率达70％，家禽、牲口几乎全部杀光，砍伐后树木也所剩无几。
据1958年底统计，全区工业总产值7.2亿元，比上年增长101％；粮食总产18亿公斤，比上年增长51％；棉花总产8000万公斤，比上年增长90％。粮食虽然取得了大丰产，但是由于开展“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大呼隆，使农民以至整个国家并没有真正得到粮食的丰收和受益，从而造成1959年春天广大农村出现粮荒，农民生活严重困难以及水肿病、干瘦病等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发生。
在集体食堂吃饭。（资料片）
纠正“左”倾错误，开展整社工作，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管理体制
此后，按照党内纠正“左”倾错误的表述，中央从1958年12月起至1959年4月，在农村进行一次人民公社的整顿。惠民专区在当时所属的淄博专区，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指示，整社工作于1959年1月普遍展开。对全区人民公社的体制、各级生产组织的职权范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劳动力安排、包工包产、勤俭办社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和处理。
1959年3月上旬至4月下旬，中央检查、总结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有关意见和报告。淄博专区各县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落实了“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整社方针，对“一平、二调、三收款”（指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集体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向集体和社员乱摊派收款）的“共产风”进行了必要的纠正。
经过半年多的整顿，农村人民公社中的所有制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共产风”、高指标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等“左”倾错误得到初步遏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全区的农村人民公社整顿工作至1960年春节前结束。但是，由于当时仍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左”的思想体系下进行的，经济上的混乱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大跃进”和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停止了。
根据既便于群众又便于领导原则，调整公社规模，有大公社、小公社之分
1961年5月上旬，地委按照既便利群众又便于领导的原则，对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调整。调整工作分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县以下设区，区以下再设小公社。执行这样情况的6个县，即：桓台、博兴、惠民、滨县、邹平、高青；第二种是原大公社未动，公社内加设管理区。执行这种形式的也有6个县，包括：广饶、沾化、无棣、阳信、利津、垦利。这样，全区共有县辖区62个、社73个，共计135个区、社级单位。每区（社）平均人口为3.24万人。调整后的区一般为1万户左右，即相当于原大公社规模。而调整后的小公社则在1000户至2500户之间，规模缩小了近10倍，起到了便于领导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各县又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按照群众意见进行了分解性的调整，使生产队数量扩大了7—8倍，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每个核算单位均在50户左右。此后根据调整意见和群众要求，各县又对区划进行了反复调整。到1963年全区共有区118个，每区平均人口3.05万人，区辖小公社788个，每社平均人口4560人，每区平均管辖社数为6.6个。
体制的调整，政策的放宽，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面撤销人民公社
此后，人民公社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全国基层的基本组织机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撤销，退出历史舞台。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
“除四害”： 麻雀遭遇灭顶之灾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这是当时在全国流传的一句口号，麻雀的“罪状”就是偷盗国家粮食。1957年，全国性的“除四害，讲卫生”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8年，全国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直到1960年，麻雀才从“四害”中去除。
“除四害”运动让麻雀遭受灭顶之灾，数量骤减。
捕捉麻雀。（资料片）
1958年全国掀起全民灭雀运动，山东省被要求5年内消灭麻雀
“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看了北京灭雀运动后，在《麻雀即将灭亡》一文中写到。
1958年5月18日，北京市发出通知，提出“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连明赶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打击。” 当时《人民日报》刊发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三天内，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呜，竹杆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有效防线，阻击围歼，并在一定的地方施放毒饵。当时有麻雀甚至因为无法安歇，直接累死从天上掉下来。文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从1958年3月起，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本来在1957年修改的“除四害”条文中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但在当时“大跃进”的情况下，消灭麻雀的期限大大提前，北京市的期限被定为两年，而山东省被定为五年。
惠民专区“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同样轰轰烈烈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在惠民地区同样搞得轰轰烈烈。
据《惠民地区卫生志》记载，“为贯彻中央精神，惠民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专署召开行政会议，迅速掀起了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1957年2月6日，惠民专区爱卫会制定了《1957年除四害消灭疾病计划（草案）》，要求大力消灭四害，加强卫生管理和监督工作，预防各种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当时要求的标准是，创造更多的“三洁四无”的村、乡、社区和单位，提出室内、院子、街道洁，无蝇、无鼠、无蚊、无雀。
1957年，全区60%以上的村“白天到处工具响，夜里满村是灯光”。从年初到年底，每逢节日必进行卫生突击。仅春节期间，全区就有104万人参加了卫生运动。当年所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显著：全年全区建设“三洁四无”村167个，扫除垃圾6.13万大车，填坑洼22694个，修正街道926万米，改良厕所1.40万个，改良水井3473眼。而作为主题之一的“除四害”运动，1957年灭鼠2.31万只，捕雀达237万只，掏雀蛋65.5万个，挖蝇蛹1.5万市斤。在此之后，除四害运动经常有突击活动，比如1958年1月到3月15日，整个惠民地区共组织突击队7546个，队员189655人。捕鼠308万只，捕雀374万只，堵鼠洞253660个，毁雀窝183821个，挖蝇蛹2.6万斤。
拍苍蝇。（资料片）
村里的孩子是“除四害”的生力军
宣传运动，学生们会举着小牌牌，上面写着“除四害”三个大字，然后小字标注上“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还会用绳子在每个下面挂上除去的“四害”，将它们“游村示众”。
大人们都忙着下地干活，孩子们不得不完成学校交付的任务。学校要求学生们上交实物：比如捕到的麻雀、苍蝇、蚊子及老鼠尾巴，并规定数量。当时每家都配有苍蝇拍打苍蝇，孩子们有空就拿着拍苍蝇。知道麻雀晚上不会动，孩子们就打着手电筒，晚上去掏麻雀窝。
1960年中央指示：“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从国家层面看，“灭雀运动”之前乃至进行中，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许多科学家就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直到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才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的报告中，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时说：“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至此，麻雀才完全从“四害”中去除。
撰稿：张猛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