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与商代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商文化是商代文化的一部分,专指成汤灭夏之后和武王灭商之前,商王朝直接统治区的文化,它是在大量吸收夏文化成果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夷人文化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海岱地区来讲,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土著文化则是夷人文化。商代时期的滨州,由于商文化的逐渐东渐,夷商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
商人为何要侵占滨州
滨州在史前时期一直属于东夷文化的控制范围之内,即使到了商代晚期,滨州南部很多地方,如邹平丁公遗址依然保持有一定的东夷文化元素。商文化对山东的控制在总体上有一个由西往东的渐进过程。在商代早期和中期,商朝的文化势力并未到达滨州地区。
商朝早中期,盛产井盐的山西中南部已是商文化的分布区,商王朝的用盐可能主要来自这一带。进入晚商阶段,即商朝迁都殷墟之后,商人在与周人的战争中失败,逐渐失去了在晋南的地盘,只好东进山东,侵占渤海南岸地区,形成一个个密集的聚落群。其主要目的应该是出于对食盐的控制和需求。渤海南岸的自然条件并不好,这里地势低洼,土地盐碱,黄河漫流入海,泛滥成灾,并不适合以农业为主的人类的居住。然而这里的地下卤水浓度高,是著名的产盐区,控制了这一带的食盐生产,就保证了整个商王朝的食盐供应。
目前,对于商人的东进除部分甲骨文献外,更多的只能是依靠商文化元素的分布来进行分析。商文化在山东的扩张有一个自西向东、由早到晚的渐进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山东商文化主要分布在鲁西南、鲁中南、鲁西北、鲁北中西部地区。在鲁北向东不超过潍河,大致到潍坊以西,潍河、弥河之间;鲁中地区以蒙山为界,主要分布在鲁中山区和蒙山以西;鲁南地区向东不超过沂河,分布在平邑、费县、泗水、枣庄和苍山西部一线。
商代末期,商人又逐渐失去了对鲁南地区的控制,但鲁北渤海南岸一带则一直被商王朝牢牢地控制住,其原因就是为了这里的食盐资源。
商文化是何时进入滨州境内的
商王朝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洛阳与郑州之间。商文化最早在商代中期(二里岗上层晚段时期,商朝迁都殷墟之前),沿着古济水和黄河支津,首先进入鲁西南和鲁西地区,并取代这里的岳石文化。这一时期商文化自西向东分布,向东大致在济南-泗水-枣庄一线;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其政治、文化中心移至安阳,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域更加靠近商朝王畿,较之山东其它地区更早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冲击,而此地近海的食盐生产也大大刺激着商王朝对其占有的热情。商文化及商人的东进使得位于河济之间的滨州,与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相比,其晚商时期的聚落数量骤然增加了数倍。与此同时,沿海平原上在黄河下游支津地区、济水及相关河流的两岸还出现了包含众多制盐作坊组成的盐场群及相应的盐工聚集村落。其出土的各种器物与安阳的商文化如出一辙。这表明,殷墟时期,商王朝的势力在其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逐渐退缩的同时,在河济之间与潍淄地区则扩张迅速,这一地区也成为整个商王朝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而这个大后方是以商王朝对食盐的控制为基础的。
商文化在滨州的扩张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到南逐步推进的过程
商文化在滨州的扩张也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到南逐步推进的过程,最早在商代中期即在今博兴境内发现零星的商文化元素。到了殷墟文化一期前后,商文化开始较大范围地向东北方向扩张到今滨州境内,殷墟文化二期前后到达淄河以西地区。但是直至商末周初,今滨州黄河以南的博兴和邹平等地的许多遗址依然还保留着许多当地东夷族的土著文化元素。虽然当地商文化在此时已占据主流,但并没有达到完全商化的程度,商夷文化仍然处于互相交融的阶段。
在滨州境内,商文化大范围进入的首先是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滨城、阳信、沾化交接地带的侯家遗址,其出土的鬲、甗、簋、豆、盆、罐、瓮、盔形器等陶器的特征,在年代上约相当于殷墟第一期至第四期。这些日用器皿均属于商式,未见东夷人的土著陶器。墓葬随葬陶鬲、盆、簋、豆的组合以及人骨架下面挖有腰坑、腰坑内殉狗的特点都是商人的埋葬习俗。发现的卜骨、卜甲也是商人常用的占卜工具。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也是典型的商代风格。侯家遗址商代遗存属于典型的商文化系统。滨城区兰家遗址、惠民大郭遗址等地都发现过商式青铜器,墓葬形制也是典型的商代特点,这说明商人早在殷墟文化一期开始便已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商文化已成为这一区域的主流文化。此时期这一地区及更北沿海一带商文化和经济的突然繁荣,聚落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不排除是商人在短时间内迁入的结果,其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此地的食盐生产。
而位于今黄河以南的博兴和邹平等地,虽然总体文化因素以商文化为主,但其地方文化特色依然较为显著,反映了此地商夷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邹平曾经发掘过的丁公遗址也表现出较多的夷商交融现象。如丁公遗址商代地层中发现的用狗殉葬的习俗、典型中原商式陶器的大量存在等,都证明商文化的流行。而丁公遗址还出土有较大比重东夷土著器物。例如,鼎作为食用炊器与鬲、甗共存的现象便是东夷特有的风俗,特别是绳纹鬲在制器风格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具有浓郁的东夷地域特色。
滨州境内商夷文化交错复杂
商代晚期,即殷商时期,今滨州境内的文化面貌极其复杂,有的地方已完全商化,未见土著文化元素,有的地方则既有商文化元素,又有当地的土著文化元素,文化面貌交错复杂。在滨州境内,商文化的发展规律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地域倾向明显,遗址分布越往东往南,当地土著文化的因素越多,越往西往北,商文化特征就越明显;二是遗址的规格、等级不同,商夷元素也不同。遗址和墓葬的规格或等级越高,商文化元素越浓厚,而遗址和墓葬的等级越低,夷人的文化元素越多。这表明在滨州境内,上层文化主要是商文化,底层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三是遗址功能不同导致商夷文化的分布不同。如与制盐业有关的遗址商化程度近乎百分之百,而内陆聚落遗址则处于商夷融合阶段。
在商代晚期的滨州地区,虽然商人势力取得了统治地位,夷商文化的交融也以夷人被动接受商文化为主,但夷人依然保存延续着一些土著的文化传统,甚至还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统治区域。这种复杂文化面貌的出现,一是与商文化在滨州的扩张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关;二是因为东夷文化延续多年,其生命力还非常顽强;三则应该与商人力求控制沿海海盐资源有关。滨州惠民、阳信、滨城、沾化近海一带发现的大量的商代晚期盐业遗址及煮盐用的盔形器,就是商人控制食盐资源的结果。商王朝对今滨州近海一带的控制强度和力度因食盐的原因,远远大于对滨州南部内陆区域的控制,又加之滨州近海一带又是岳石文化相对薄弱的地区,受到商王朝的完全统治更为容易。
(作者:张卡 滨州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