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愚(866-935)，名晏平，字子晦，唐渤海无棣(今山东无棣县)人，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考中进士，授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刚直不阿，清廉自守，累官至后唐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兼兵部尚书，监修国史。清泰二年(935)十月，病故。李愚为唐末五代时期名臣，《旧五代史》有传。
（李愚像）
李愚一生建树颇多，但最突出的贡献是首倡采用雕版印刷书籍，开雕版印刷经书之先河。
（《李愚墓志铭》中关于“雕诸印板”的记载）
李愚与同僚冯道一起奏请唐明宗雕版印刷《九经》，得到朝廷准许。《李愚墓志铭》记载：“长兴二年（931年）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奏取《石经》本，命通儒并注校勘，尽除讹舛，靡不精详。仍命工人雕诸印板，非唯广其儒道，实亦迈彼前修。”《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版，遍布天下，后进赖之。”元代王祯(1271-1368)《农书·造活字印书法》也记载：“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雕版印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雕版的初始形态可追溯到先秦的印章。随着纸、墨的出现，把印章与墨拓石碑结合出现了雕版印刷的雏形。《后汉书·张俭传》记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张俭遭受宦官诬告，被逼逃避难，朝廷下令“刊章讨捕”，这里所谓的“刊章”应是印章扩大版的刻板印刷的“布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崇佛，诏书中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梓行”过《女则》，雕撰、梓行，就是雕版。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有《大隋求陀罗尼经》，唐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等。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记述，“模勒”就是雕版。隋唐时民间印刷佛经、佛像、历书多，但没有发现印刷儒家经典图书的记载。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丛谈》中说“雕木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概括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史。这里所说的“扩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九月，李愚与冯道奏请依《石经》文字采用雕版刊印《监本九经》即是一例。所谓“监本”就是由国家最高文化机构“国子监”出版的标准版本，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九经》即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九种儒家经典。
唐明宗同时下诏，指派以李愚为首的五名儒家学士详加校勘。雕印儒经工作从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21年时间。共印经书12部，除《九经》之外，还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字书。至此，这一历史上最早的、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工程胜利完成，其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位受李愚委派的田敏，在这历四朝、20多年校刻九经过程中，终始其事，难能可贵。他向后周太祖进献印版时，奏曰：“臣等长兴三年校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秕缪，渐失根底，臣等官守胶庠，职司校定，务求援据，上备雕刻，幸遇圣朝，克终其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述。”言辞恳切感人。由于国子监师生的认真努力和众多镌刻、印刷、装帧工匠的艰辛劳动，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终于大功告成，当然值得庆幸。《九经》刻版告成之后不久，国子监又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将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校勘刻印。这是一步解释九经音义的工具书，使九经更为配套。
自此之后，印刷的版本，既可达到统一定本的目的，更便于快速大量提供复本，对于古代学术的繁荣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图书文献的保存与流传，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愚首倡雕版印刷经典书籍，使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从此产生了政府刻书事业，国子监刻书是政府刻书的主体，标志着中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新阶段，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