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五百年，武定地名有故事
要说明朝的汉王朱高煦，我们要先说一个地名，那就是山东历史上的“武定府”。这个“武定府”是清朝所置，辖境相当于现今除邹平、博兴之外的滨州市的大部以及今济南市的商河、德州市的乐陵、东营的利津以及已经归并于淄博高青的旧青城县等地。
“武定府”作为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府”，是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明朝的“武定州”（相当于如今的县级市）升格而来。而明朝的“武定州”则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由乐安州改名而来。由明到清，再加上民国年间延续称“武定府”和改设“武定道”的几年，“武定”这个地名在山东延续时间长达近500年之久，是山东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地名。直到今天，我们还见有以“武定府”做商标品牌的特产酱菜和白酒等，说明其影响之大。
而这个“武定”地名的由来，就与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汉王朱高煦直接相关。
如今，汉王朱高煦已经是一个几乎被人彻底忘怀的历史人物。但说到朱高煦大家不知道，说起“明成祖朱棣”大概无人不晓。这汉王朱高煦就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当年，这个朱高煦对于成就朱棣的帝业非常重要。要说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生命传承意义上，没有朱棣就没有朱高煦；但从客观历史演进的意义上，没有朱高煦，可能就没有明成祖朱棣这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皇帝。至于为什么这样说，大家将在后文中获得解释。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说一个与汉王朱高煦有关联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知名的旅游景点，南京的“总统府”。许多人只知道，这南京“总统府”，在1927年之后是中华民国“总统府”，再早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其实它是一个叠加着明、清和民国遗迹的复合景点，其肇始之建更早，那就是明朝前期所建的汉王府——“煦园”。这个“煦园”，就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的府邸，以其名的最后一个字命名。
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历代皇帝和王侯贵族，要营建府邸，一般都不是随意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兴建，而都得看风水选地址。南京“总统府”这个地方，也应该属于一块难得的有“天子气”的“风水宝地”，应该不是一般王爷可以选到的。汉王朱高煦之所以能够在踞于“虎踞龙盘”的明朝京师中，选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营造府邸，应该反映出他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那么，他的生平以及以后的归宿如何？他与山东的“武定”地名又有什么关系？且容我们细细道来。
被指“谋反”，明朝历史一迷案
“武定”之名，本是因宣德皇帝亲率大军武力平定了所谓汉王朱高煦的“反叛”而得。然而，尽管这个地名“言之凿凿”地记载了明朝唯一一次由皇帝亲征，武力平定反王的事件，但我们若仔细审视历史，却会发现这一次“反叛”究竟有没有发生，值得质疑。
明朝建立后，对皇亲宗室按"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逐级进行分封，各个藩王和郡王的封地和百姓，均由朝廷委派的官吏统辖。建文时更明确规定"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因此，宗藩若要反叛，必先举事于封地，捕杀忠于朝廷、钳制其行为的官吏军兵，进而举兵誓师，发布檄文，攻城掠地，夺占要隘，以图颠覆朝廷，夺取皇位。要说“反”，大致只有这样才能反，才算反。
从历史记载看，明代共发生过四次宗室藩王之叛：一是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二是宣德朝汉王朱高煦的“谋反”,三、四都发生于武宗正德年间，分别是安化王（郡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之叛。
在有记载的这四次反叛中，第一次“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然后夺占北平九门，公开举兵誓师，打出“靖难”旗号，并迅即拔居庸,攻怀来,取密云,克遵化,……。第三次安化王朱寘鐇于宁夏反叛，先杀了总兵官姜汉和太监李增、邓广，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指挥杨忠和大理少卿周束等，然后占领镇城，放狱囚，焚宫府，劫库藏，夺河舟，大肆勒索庆府诸王，掠夺金币万计，充做军资。同时分封将弁，把守关隘，并令孙景文作檄，以讨伐刘瑾为名，与朝廷分庭抗礼。第四次宁王朱宸濠叛乱于江西, 假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杀巡抚都御史孙遂以及副使许逵，执朝廷官吏多人下狱，并驰檄指斥朝廷，举兵破九江、南康，出江西攻掠安庆。而惟独第二次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不仅未曾杀官吏军兵一人，未出封地乐安小城一步，未曾攻掠一城一地，而在其侄儿宣德帝率兵亲征前，都仍是以进疏、上奏等形式进言，或称陛下、或称上、或称当帝，并未公开决裂于朝廷。而当朝廷大军兵临乐安城下时，朱高煦也未作抵抗，未听从指挥王斌等"宁一战死,无为人擒."的谏阻，最终只身"潜从间道出见帝"，就缚于侄儿皇帝军前，并“为书召诸子”，致“余党悉就擒”，使朝廷未损一兵而旋师，“役不逾时，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此次“武定”平“叛”之举。
或许有不少人会根据以上鲜明对比，简单地认为在这四次反叛中，朱高煦是最弱、最没有数的一位志大才疏、狂妄而没有真本事的宗藩王爷。但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答案恰恰相反，朱高煦不仅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强、最令人生畏的英武王爷，而且是四次“反叛”中唯一一位先前有过反叛实践经验的能征善战的军事天才。这样的反差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当年这位汉王是否真的反了？若真的反了，怎会出现如此情形和如此结局？
少年王子，奇伟骁勇人侧目
历经近六百年的历史风烟，当年的汉王朱高煦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人们若静下心来仔细研读明史，依然可以从散乱的历史记载中感悟到，这个朱高煦是明朝前期的一个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是整个明朝历史中，除去几位最终做了皇帝的王之外，首屈一指的王。这样的人，绝不会只是头脑简单，骄横狂妄，志大才疏之辈。
尽管以“成王败寇”立场记载历史的封建正史，都以“反贼”来定位我们要说的朱高煦，尽量把他写成一个狂妄骄横之辈，力图让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但过度的曲笔往往在字里行间透出破绽。我们从《明史》中至少可以读出这样一点，那就是朱高煦从少年时就是一个让人畏惧的人物。而畏惧他的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他的一个前辈、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深谋远虑的朝廷重臣，那就是他的大舅，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子徐辉祖。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徐辉祖当时的职位和头衔列得稍清楚一些，他袭爵魏国公（公，是明朝公、侯、伯封爵中最高爵位）领中军都督府（大致相当于朝廷的中央方面军司令），建文初加太子太傅（位列封建社会“三公九卿”中的“三公”之列）。对其妹与燕王朱棣所生的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煦、朱高燧三个外甥，他很早就认定“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这里且不理会这里面以“成王败寇”笔触写的那些贬词，只要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应该意识到，能被朝廷的一位老谋深算的军国重臣认定“他日必为大患”的一位少年，绝非是一个单纯“勇悍无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言行莽撞、有勇无谋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视为未来朝廷的“大患”，那他徐辉祖就太没城府、太没眼光了。
因此无论《明史》中《朱高煦传》怎样简单地说他“性凶悍“，甚至说，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间，“召诸王子学于京师。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为太祖所恶”，我们都不能据此认定，朱高煦只是个心浮气躁、骄横卤莽、不听劝戒的楞头小子。相反地，我们从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可以读出其他一些东西，那就是“高煦狙诈多智，以材武自负，善骑射”。尤其是句中“狙诈多智”四字，尽管也是从贬的角度写，但足以说明朱高煦除了身长七尺余，轻走乔，善骑射，长得英武魁伟之外，不仅“勇悍”而且足智多谋。若不将其作为反面人物来写，那就是一个武艺高强，勇武多智的英俊王子。
正是由于朱高煦武艺高强且智勇双全，才成就了其在“靖难战争”中的盖世伟功。
过关斩将，杀回北平解父危
《明史》在“朱高煦传”中说：“及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高煦入临京师。舅徐辉祖以其无赖，密戒之。不听，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
读《明史》这段话，一般人会感觉朱高煦真是个恶少，举止实在太疯狂。但只要清醒地意识到《明史》本来就是把朱高煦定位为反贼来写，这段话明摆着就是以“溢恶”的笔触，渲染朱高煦的“无赖”和恶行，并让人们感觉当年其父燕王被朝廷追究，与朱高煦此“恶行”有很大关联。若不分析考察其具体背景，多数人或许只能从中读出朱高煦是何等横行无忌和无法无天。然而只要联想一下当时事情发生的背景，冷静考察并综合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稍加以思辨，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印象，——即朱高煦不仅对当时京师的政治形势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非常明白自己兄弟面临的险恶处境，以及这种险恶处境对父王的致命钳制，而且处置果断，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他是以自己的勇敢举动，排除掉了一切阻碍，彻底挫败了朝廷控制自己三兄弟作人质以钳制父王的图谋，为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挣脱了最要命的一根枷锁。
作为中国人，我们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子孙观念。以自己的成就荫及子孙，是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秉性和最大追求。反之，中国人平生最顾虑和忌讳的事情，就是自己作的事情会殃及子孙。封建社会对人最大的褒奖，就是加官晋爵并世袭罔替；而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祖。朱棣要谋划起兵“靖难”，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皇权，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在对手的控制之下，最怕的就是一旦行动马上就会殃及自己儿子的性命。因为这样，即便是他能成功夺取皇位，也不能世代传承，他是肯定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在朱元璋驾崩之后，朝廷以其遗诏形式发布了皇亲和臣民的举丧规定，明确要求“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毋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同时要求“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身为燕王的朱棣闻听父皇的死讯，曾迅即带兵从封地北平赶赴南京奔丧，但却被朝廷派人持敕符拦截在淮安，勒令返回。与此相应的是，各王的世子（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一般为嫡长子）和其他王子（一般到一定年龄被封为郡王），却要根据遗诏精神到南京为其皇爷爷朱元璋举丧，并且要在服完三年丧后才能遣还，包括作为燕王世子的朱高炽，以及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和朱高燧。
如今我们在各种史料中都可看到大体相同的记载，即建文帝和他的一些谋臣们，在谋划“削藩”时，都有将燕王诸子扣押在京师以挟制燕王的意图，尤以兵部尚书齐泰和魏国公徐辉祖最为明确。特别是魏国公徐辉祖，他作为燕王正妃徐氏的长兄，朱高炽、朱高煦兄弟的亲娘舅，却是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大政的坚定支持者。对自己最担心的二外甥朱高煦，更是煞费苦心地“密戒之”。这个“密戒之”，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私下里训诫，二是秘密地强化戒备和约束，以防止朱高煦逃走。
正是因为三个儿子都滞留在京城，朱棣在建文帝短时间内就相继削掉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五个“木”字辈藩王，并已经在自己身边安插亲信进行钳制，借机抽走自己的精锐护卫，加紧对北平周边的军事部署的危急形势下，仍不得不装病以迷惑朝廷，并借此要求建文帝将三个儿子放还北平。建文帝在接到燕王的要求后，曾召集朝臣讨论，结果齐泰和徐辉祖等明确坚持非但不应放归，而且应该先行将三兄弟抓起来。但建文帝的另一位重要谋臣太常寺卿黄子澄，却自以为聪明地认为这样做“不可，恐事觉，彼先发有名，且得为备。莫若遣归，使坦怀无疑也。”正是因为几个重要谋臣意见不一，加上与朱高煦平日交好的小舅左都督徐增寿（徐辉祖之弟）和驸马王宁的撺掇，建文帝才随口答应了将三兄弟放还北平。朱高煦得此机会，迅疾盗得徐辉祖的良马匆匆杀过长江，并马不停蹄地逃离南京。当建文帝转念意识到了此举不妥，“寻悔，遣人追之不及”，徐辉祖闻知此消息后也“大惊，遣人追之”，都已经难以将朱高煦追回。
从当时的情势来判断，若朱高煦当时不盗取其大舅的良马，怕是逃之不及；而若不在“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怕是难以最终逃脱。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从南京到北平，现在的铁路是1160多公里，当时朱高煦带着“体肥重，且足疾”的哥哥和比自己年幼几岁的弟弟，要躲避朝廷所派追兵，还有其大舅所派的多路人马的尾追堵截，怕是不得不绕不少路途。一路上要遭遇朝廷多少兵将的截杀，遇到多少巨大的艰难险阻，大家完全可以开动自己的大脑，去充分地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由此我们联想到《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读者听这种故事时一定要明白，那故事是经过文学演义出来的，推敲起来连关云长走的路，过的五关都是南辕北辙的，但这故事把关云长渲染得何等英武！反过来我们仔细琢磨一下朱高煦从南京到北平的“途中辄杀民吏”，其背后掩藏的岂只是“过五关，斩六将”那样简单！应该说，他以一个小不过十七八（有说朱高煦生于洪武十八年，这年不过十七岁），大不到二十岁（这一年他哥哥朱高炽二十一虚岁）的少年王子，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应该比当年已经为成年人的关云长还英雄许多。他以自己的勇猛果敢，彻底粉碎了建文帝一方扣押三兄弟以挟制燕王的战略图谋，等于为燕王“靖难”夺取江山立下了第一功。
朱高煦等逃离京城，是在建文帝对燕王采取行动箭在弦上的关键当口。其实这时“朝臣举以责燕”已无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燕王朱棣在见到三个儿子之后，才喜不自禁地说：“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一下，如不是朱高煦逃回北平，燕王朱棣当时只能像先前已经相继被削的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一样坐以待毙或束手就擒。但正因为朱高煦三兄弟成功地从南京逃回北平，让朱棣解脱了羁绊举兵“靖难”，最终夺得皇位成为史上有名的明成祖。因此，从成就了明成祖这位被历史正面记载的皇帝来看，我们非但不能认为朱高煦此举是胡作非为，而且应该进行正面评价，因为正是此举，定出了未来的历史走向，也可以说改写了历史。
屡救父驾，“靖难”立下盖世功
根据记载，朱高煦逃离南京的时间是建文元年三月，当时朝廷已经密令都督宋忠调缘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驻屯开平，并将燕王府护卫中的精壮官军悉数选调，拨归宋忠指挥。同时将原来归燕王节制的胡骑指挥关童等悉召入京，调北平永清左卫官军于彰德，永清右卫官军于顺德。以都督徐凯练兵临清，都督耿瓛练兵山海关。这些调整与部署，都是为了与建文朝廷预先在燕王封地安排的北平布政使张昺、北平都指挥使谢贵里应外合，以“约期俱发“，对朱棣动手。
然而在朱高煦等逃离京师南京后，朝廷已经丧失了削掉燕王的最佳时机。尽管齐泰等加紧密谋，一方面秘密令人告发燕王反迹，一方面把燕王派遣至京奏事的人逮捕拷问，锻炼成狱。待到建文帝“即发符逮（燕）王府官属，且约谢贵先发，密诱（燕王府）长史葛诚为内应，宋忠等为外应，令王府人无大小，获而杀之”时，已解脱了所有后顾之忧的朱棣，果断地于建文元年七月初五（公元1399年8月6日）擒杀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及布政使张昺，公开揭起“靖难”大旗，开始了与建文帝争夺天下的战争。
那么在四年的“靖难战争”中，朱高煦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把他作为反贼来写的《明史》“.朱高煦传”吧，其中记到：“成祖起兵，仁宗居守，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尤其是接下来的一句“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可以说是总括性地说明了朱高煦在帮助乃父朱棣夺得大明江山中的巨大贡献。
从常理推想，《明史》既然把朱高煦作为反贼来写，应该是不会详细历数朱高煦的功劳的。然而仅就其无法回避的这些简要记载，也足以显现朱高煦的盖世之功。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明史.》“朱高煦传”所提到的白沟河、东昌、浦子口等几场战役的情况。
一是白沟河之战，发生于建文二年农历四月。
先说战役背景：自从朱棣于建文元年七月在北平揭起“奉天靖难”的旗帜，已经通过军事与谋略并用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北平，相继收服了北平周边的通州、蓟州、密云、遵化、怀来、永平、居庸关、大宁等战略要地，并于当年八月在真定一带，与被委以“征燕大将军”的明朝开国宿将长兴候耿炳文率领的朝廷官军主力第一次正面交锋，取得了大胜。后又与建文帝另换的领军大将——先前曾率先执行“削藩”使命而率兵将周王擒执的原开国功臣李文忠之子、袭封曹国公、掌左军都督府事并加太子太傅衔的李景隆几次交手。期间转赴大宁收服了宁王朱权统辖的军队，尤其是宁王控制的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的精锐骑兵，在大大壮大自己力量之后，挫败了李景隆军主力对北平城的围攻。随后又与李景隆大军在大同、蔚州、紫荆关、居庸关一带周旋，拖着李景隆大军兜了一个大圈，在征途中消耗了一些官军兵士，使其无功而返。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在德州举行盛大誓师之后，再次率师北上，进兵上年耿炳文所率官军遭受重大败绩的河间、真定一带，与官军老将武定侯郭英，以及安陆侯吴杰、右军都督佥事平安等部合兵六十万，于白沟河展开部署。在时隔半年多之后，经受过几次惨痛失败的官军，对这一战准备得也更充分，积聚的兵力也更强大，大有一举决胜的气势。四月二十日，朱棣也率燕军主力在白沟河沿岸的苏家桥扎下营垒，寻机与官军接战。二十四日，燕王朱棣率小股骑兵前出到白沟河岸，诱使官军前锋平安发动进攻，乘平安大营变阵之隙，以后续主力侧击敌阵，将平安击败。然后乘势冲向李景隆所率的官军主力，与官军展开了激战。两军混战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直到日暮时分，燕军并未占到便宜。到天黑收兵时，朱棣身边只剩下三名骑兵，且迷了路，直到下马俯地看清楚河流走向，才渡河回归大营。
第二天，李景隆指挥官军布阵数十里，发起了对燕军更猛烈的攻势，并击破了燕军后营。混战中，燕将房宽、陈亨等被平安挫败，朱棣本人虽勇猛冲杀，也很快陷于“马创矢竭，剑折不可击”的危急境地。而平安却策马舞槊，越战越勇，几次差点刺到朱棣。一时间，整个战场的形势也为官军所控制，使朱棣面临着“南军益集，燕将士皆失色”的险恶态势。混战中，曾在北平险破张掖门的官军骁将瞿能父子又杀向前来，穷追不舍，几度险将朱棣擒获。然而，就在朱棣陷于瞬间即可能败亡的极度危急关头，朱高煦却像救星一样率数千精锐骑兵冲杀过来，一举斩杀了瞿能父子，不仅救父王脱离了险境，而且扭转了对燕军不利的战场形势。也正是在获得朱高煦所率生力军及时救援之后，朱棣才缓过神来，重新挥师对官军进行大举反击，并凭借恰巧刮起的对己方有利的风势，纵火烧向官军，一举斩杀官军和逼迫其渡河溺死达十余万人。
此役朱棣能反败为胜，转折的关键在于朱高煦在危急关头率奇兵救援。应该说，朱高煦此举又一次改变了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官军各部“郭英溃而西，景隆溃而南，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走德州。”《明史》在记载李景隆的附传中说：“斯役也，王师死者数十万人，南军遂不支”。建文帝无奈，只得下诏将李景隆招回。而先前曾举荐李景隆的太常寺卿黄子澄也因此而惭愤交加，在李景隆返朝之后竟然把他当廷揪住，请求建文帝“诛之以谢天下”。由此可见此役的影响。
徐辉祖先前认定朱高煦他日必为朝廷大患的判断，在这一战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说一下此战被斩杀的官军骁将瞿能父子。单说瞿能，他在朱元璋在世的洪武年间，就曾“以四川都指挥使从蓝玉出大渡河击西番，有功。又以副总兵讨建昌叛酋月鲁帖木儿，破之双狼寨”。《明史》中除了对其“攻北平，与其子帅精骑千余攻彰义门，垂克”的记载外，还具体说到“又从景隆进驻白沟河，与燕师战。能父子奋击，所向披靡”， “明日复战，燕王几为所及。王急佯招后军以疑之，得脱去。薄暮，能复引众搏战，大呼‘灭燕’，斩馘数百”，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威猛。面对这样的强敌，朱高煦能“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瞿）能父子于阵”，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出，年不到二十岁的朱高煦在战场上是何等勇猛，何等英雄！
另外《明史》在《瞿能》的列传中还说到，在白沟河战役中，除了瞿能父子被斩杀外，官军的另外两员大将越巂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也都战死，其“精兵万余并没。南军由是不振。”这反映出瞿能及所率部队不仅是官军的精锐，而且起着“台柱”作用。另外《明史》在瞿能等人的列传之后还说“瞿能诸将垂胜战亡，燕兵卒得长驱南下”，证明朱高煦以奇兵横击的战法摧毁了官军的台柱之一，可谓为“靖难战争”的胜利排除了一大障碍，而这在朱棣争夺皇位的历程上，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可抹灭的巨大贡献。
二是东昌之战。这次大战发生于建文二年农历十一月隆冬季节。
也先说一下背景。白沟河之役后，朱棣乘胜进一步向南扩大战果，迫使李景隆放弃德州，退守济南，后又继续向南奔逃。然而，随后燕军在济南展开的攻城战，却遭遇到朝廷参将盛庸和山东参政铁铉所率守城官军的顽强抵抗，以至于围城三月，屡次猛攻，甚至采取过引水灌城的办法，却对济南城无计可破。八月，都督平安率所部官军二十万众，趁燕军主力围困济南之时，由河间单家桥一带进击御河，袭夺了燕军运送粮饷的舟船，并选派五千精壮士卒渡河绕到燕军侧背，形成对德州的攻击态势，从而迫使攻济南城的燕军主力不得不于当月十六日撤围还师，放弃了攻取济南，进而顺势攻向南京的战略图谋。
九月，在济南挫败燕军攻势的盛庸被建文帝封为历城侯，并正式受命取代李景隆为第三任平燕大将军，充总兵官，统领官军继续对燕军进行征伐。原任山东参政的铁铉也获得了提拔重用，先被任命为山东布政使，旋即又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盛庸借燕军于济南撤围北还之际，及时率官军跟进追击，重新收复了德州，并与屯驻定州的平安、吴杰和占据沧州的徐凯等官军构成掎角之势，再次形成了对北平的威胁。
面对官军再次大举集结逼近北平的态势，朱棣又一次采取声东击西的谋略，先率大军向通州进发，佯装要攻取辽东，然后中途突然转头向南，昼夜兼行。于十月二十七，突袭沧州，擒获官军守将徐凯，剪除官军一翼。随后又进逼德州，击败了盛庸遣来截击的官军。旋即转战至临清，意图向济宁方向进击。十二月初七，燕军于滑口袭破官军孙霖部。
此时，盛庸已经集结官军主力于东昌（今聊城），背城列阵，以图在此与燕军展开决战。十二月二十五，两军于东昌城外展开厮杀，拉开了“靖难战争”又一次大战极为惨烈的一幕。
两军交锋，朱棣首先挥兵直前冲击盛庸军左翼，未能奏效。然后朱棣又整合兵将，径直杀向官军中坚。不料此举却正中盛庸下怀，官军面对燕军的正面进击，突然松开阵势任凭朱棣向纵深杀入，然后两翼合拢，形成了对燕军的数重包围圈，并以大量火器对燕军展开猛轰，瞬时间置朱棣于刀山火海的围攻之中。燕军在官军火器的猛烈轰击下死伤枕籍，情势十分危急。与朱棣一起谋划“靖难战争”并自起兵以来一直担当燕军主将，屡屡为朱棣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张玉，也死于战阵。而作为燕军主帅的朱棣，自然成为合围官军的主要擒获目标。幸亏燕军的另一位勇将朱能及时率领一队骁勇的番帮骑兵杀入重围，在官军的强力围困中撕开一条缝隙，掩护朱棣且战且退……
然而，最终朱棣虽只身逃出官军包围，却无法摆脱身后穷追不舍的官军。当此紧要关头，又是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像是从天而降的救星一般，突然率领一支生力军出现在朱棣眼前，奋勇杀退追击的官军，掩护朱棣撤向馆陶，最终摆脱了险境。随后，朱棣率突出重围的燕军，又于威县、深州连续突破平安、吴杰所率官军的堵截，于建文三年正月回到了北平。
东昌之战是“靖难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也是官军自战争爆发以来取得的对燕军最大的一次胜利，不仅使燕军遭受了重创，而且大大鼓舞了官军的士气。正如《明史》“盛庸传”记载：“是役也，燕精锐丧失几尽，庸军声大振，帝为享庙告捷。”然而，尽管官军取得了如此大捷，尽管使朱棣所率燕军遭受了严重挫败，尽管建文帝为此兴奋得去太庙祷告，但此役由于最终让燕王朱棣从重重包围中得以逃脱，没有取得“擒贼擒王”的战果，官军所取得的胜利就远远不是决定性的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对立的方面，来评价朱高煦此次将朱棣从极为危殆的处境中救出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只要留得自己生命的“青山”在，朱棣的皇帝梦就还有戏。朱高煦此次救驾，再次扭转了历史。
三是小河—灵壁之战及浦子口之战，分别发生于靖难战争临近结局的建文四年四月底和六月初。
这里之所以加了一个小河—灵壁之战，是因为《明史》其他纪传中不但有明确记载，也能集中显示朱高煦的作用。
话接前段，朱棣自东昌失败逃脱后，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就又重整旗鼓，于建文三年二月十六再次率师南下。然而整个建文三年，朱棣率燕军与以盛庸为统帅的官军进行了几次交锋，双方在战场形势上基本是来回“拉锯”，各有进退胜负，整个战争形势却基本陷于胶着状态。
这一年的主要战况大致如下：首先是三月，朱棣率燕军又与盛庸所率官军相遇于武邑县南之夹河，又一次在此前曾大战两次的旧战场一带展开激战。至第二天未时，燕军借战场上突然刮起的强劲东北风大举进击，官军兵败如山，盛庸败返德州。闰三月初七燕军又在滹沱河沿岸的藁城与吴杰、平安等所率官军遭遇并展开激战，第二天燕军再次借助有拔木之力的大风，大败吴杰、平安所部，斩首六万余级。之后一段时间，朱棣与建文帝有了一些互为缓兵之计的书诏往来。而得到都督何福率兵增援的盛庸、吴杰、平安等主力官军没再与燕军主力正面对垒，双方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分兵袭扰对方饷道，破坏后勤补给线的游击行动，间或着策反和心战、舆论战行动。直到农历十月双方才又有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入冬后，朱棣回首自己起兵两年多来，身先士卒、屡濒于危，最终所占据的地盘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恰逢有从朝廷潜来投奔的宦官禀报了京师空虚的情况，朱棣遂与其主要谋士道衍和尚定下了“当临江一决”， “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以打破僵局的新战略。
十二月初二，朱棣再次率燕军出征，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进攻。初九至真定,焚烧了官军的粮草储备。十二日下蠡县，命李远率领轻装骑兵打前哨继续南进。建文帝闻知燕军南下，敕令驸马都尉梅殷为总兵官，镇守淮安，并召募淮南民兵，号称四十万众，由梅殷统领，驻军淮河一线以扼制燕军南攻。建文四年正月，又命魏国公徐辉祖率领京师官军增援山东。
在连挫官军锐气之后，朱棣率燕军主力于建文四年正月十二渡过卫河，连陷东阿、东平、汶上及兖州之单县。正月二十七攻下沛县，三十进逼徐州。二月初一，官军左都督何福、右副总兵平安、左副总兵陈晖进军济宁，主将盛庸则驻军淮河一线，摆出了前迎后抄夹击燕军的态势。二月二十一，燕军发动了对徐州的进攻，官军出城交战失败，闭城而守。朱棣在此等待燕军完成募粮任务后，竟撤围疾趋南下，于三月初一进逼宿州，初九进抵涡河一线。
三月十四，平安率领官军步骑四万追击燕军到宿州一带，朱棣于淝河沿岸对其进行伏击，双方经战难决高下，平安收兵驻屯宿州。三月二十三，朱棣派部将谭清率兵袭击了徐州官军转运粮饷的部队。随后双方对峙，各自在徐淮地区加紧调动兵力，准备新的大战。
四月十四，燕军于睢水之小河与官军展开数次交锋，互有胜负。然而，随后因官军相继得到左都督何福和魏国公徐辉祖所率生力军的加强，在四月二十二日双方于灵壁县西南的齐眉山再次展开的激战中，官军占了上风。
时进初夏，燕军因不适应淮河一带暑湿气候，多有生病的。齐眉山一战失利后，燕军军心难免浮动，诸将多请求渡河北归，找个地方休整，再做行动。而朱棣则坚持“兵事有进无退。”下令欲渡河者向左边站，不欲渡河者往右站。结果众将多站向了左边。朱棣见状大怒，才把众将北归之心暂时压了下去。
四月二十五，官军何福部移营，与平安部官军合并驻扎于灵壁，并构筑深堑高垒，以图持久与燕军对峙，拖疲燕军。但由于其运粮通道被燕军阻断，不得已由平安亲率马步军六万去护运朝廷调拨的粮饷。二十七日，朱棣亲率燕军精锐横击平安所率护饷官军，将其截为两段，何福倾全营官军前来援救，斩杀数千燕兵，燕军被迫退却。而恰在此时，朱高煦率领一支燕军伏兵突然杀出，冲乱了官军阵营，战况随即扭转。朱棣回头指挥燕军展开反击，正乘胜追击的何福瞬间溃败，急忙逃回灵壁大营。燕军随即追踪而至，将官军重重围困。
由于官军没得到粮草接济，在被围困一昼夜后，决计于四月二十九日以三声炮响为号全军突围。但可巧的是，燕军这天攻灵壁也以先发三炮作为号令，结果在燕军连放三炮开始总攻之后，官军各部误以为是突围信号，于是争相涌往营门，结果正中进攻的燕军下怀。燕军趁乱猛攻，官军阵营大乱，都指挥宋瑄战死，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员官军将领被俘虏，只有何福单骑逃脱。
此战，燕军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一举俘获了平安等官军猛将。其中陈晖、平安是官军主帅盛庸之下的左右副总兵，马溥、徐真是左右参将，是朝廷征燕大军中仅次于盛庸的四位最高将领，因而极大地鼓舞了燕军的士气。尤其是平安作为讨燕官军副统帅，曾以其勇猛在战场上屡败燕军，斩杀燕军骁将数人，一时使燕军其他各位将领没有敢正面应对其锋芒的。此次平安被擒获，燕军欢天喜地，争相庆贺。朱棣却爱其勇敢，派遣精锐士卒将他送往北平，平安最终投降了朱棣。
回顾双方从小河到灵壁的战事，可以说是以朱高煦的伏兵击败何福为转折点，官军由一直占上风而陡然转衰，最后招致惨败。这在《明史》关于平安的列传中有生动的记载：“……已，（平安率部）复进至小河，张左右翼击燕军，斩其将陈文。已，复移军齐眉山，与诸将列阵大战。自午至酉，又败之。燕诸将谋北还，图后举，王（指燕王朱棣）不听。寻阻何福军亦至，与安合。燕军益大惧，王昼夜擐甲者数日。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而粮运为燕兵所阴，不得达。安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骑遮安军，分为二。福开壁来援，为高煦所败。诸将谋移军淮河就粮，夜令军中闻三砲即走。翌日，燕军猝薄垒，发三砲。军中误以为己号，争趋门，遂大乱。燕兵乘之，人马坠壕堑俱满。福单骑走，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时四月辛已也。”另外，《明史》在成祖本纪中也说：“时(按.指建文四年四月燕军与徐辉祖所率官军在齐眉山交战失利后)燕连失大将，淮士盛暑蒸湿，诸将请休军小河东，就麦观衅。王曰：‘ 今敌持久饥疲，遮其饷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将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诸将争趋左。王怒曰：‘任公等所之。’乃无敢复言。丁丑，何福等营灵璧，燕遮其饷道，平安分兵六万人护之。己卯，王帅精锐横击。断其军为二。何福空壁来援，王军少却，高煦伏兵起，福败走。辛巳，进薄其垒，破之，生擒平安、陈晖等三十七人，何福走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军此时不仅在军事上连遭失利，而且军心也不稳，士气非常低落。而在其中的“何福空壁来援，王军少却，高煦伏兵起，福败走”一句中，“王军少却”四个字颇值得推敲，联系后面的“高煦伏兵起，福败走”，可以读出战场形势就是从“高煦伏兵起”而转折的。朱高煦的功劳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接下来的浦子口之战。五月初七，朱棣率领燕军攻占泗州，并在这里拜谒了朱家的祖陵。此时，官军主帅盛庸独率一支官军列阵于淮河南岸，严阵以待，朱棣见无法从正面渡河，于是派遣使节至淮安，企图以为祖上进香为名向率官军驻守这里的驸马都尉梅殷借道，梅殷却割掉了使节的耳朵和鼻子，只留其嘴巴回来传达他对朱棣的谴责。燕军又欲取道凤阳，而凤阳知府徐安亦拆掉河上浮桥控制住舟船，使燕军没办法渡河。朱棣只得命令邱福、朱能等率领数百名骁勇的兵士，悄然奔向河之上游，夺取了部分渔舟趁夜渡过河去。初九，邱福所率燕军突然从背后偷袭盛庸所部官军，官军猝不及防，遗弃了战船和大量军事物资仓皇逃走，燕军趁势攻克盱眙。翌日，燕军又于铁裹寨击溃了官军都督韩观所部。随后朱棣撇开官军守备较强的淮安、凤阳两城，于五月十一日率燕军主力直接向天长、扬州、仪真一线进攻，以搅动江淮一带人心，动摇建文朝的统治基础。五月十七，燕军抵达天长。第二天，扬州千户徐政、张胜拘捕巡江淮治扬州的朝廷监察御史王彬与主张坚守不降的官军指挥崇刚，会同扬州守将王礼打开城门放燕军入城，扬州不战而克。五月十九，燕军又于六合击溃前来迎击的官军主帅盛庸所部。二十日，建文帝急忙下诏令天下勤王，派遣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并紧急召还先前为消除朱棣起兵口实而表面罢免实际去各地募兵筹饷的齐泰、黄子澄谋划对策。两天后，建文帝采纳方孝孺提出的缓兵之计，派遣作为朱棣堂姐的庆成郡主到燕军大营，谋求说服朱棣答应朝廷割地讲和的条件。朱棣明确指出：“此奸臣欲缓我以候外兵耳。”不为所动。
但没想到，六月初一，当燕军开始向长江沿岸发起攻击后，却在浦子口遭受官军主帅盛庸所部的重挫。一时间，朱棣好象第一次感觉到了官军的强大，看着眼前的失败，竟然沮丧到生出了就此与朝廷“议和北还”的念头。
然而恰在此时，又一个关键当口，朱高煦却率领一支精锐的“蕃骑”生力军赶到。朱棣见状如同再次看到了救星，在极度欣喜的同时，竟不知道该怎样奖赏自己这位屡屡在危急关头和关键时刻像“及时雨”和救星一样降临的二儿子。于是他激动地一手拄着沾满战场血迹的大钺，一手从背后深情地拍打着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勉之！世子多疾。”朱高煦受到父王如此勉励，立即勇气百倍地率领这支新锐部队投入了与官军的殊死战斗。两军相遇勇者胜，面对这支殊死拼杀的燕军新锐，刚刚才挫败燕军主帅朱棣所发动的猛烈进攻，而且气势很盛的官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只得纷纷溃逃，放弃了浦子口，退守高资港。这样，燕军就扫除了渡江决战的通道，京师的门户被打开了。
应该说，浦子口之战，朱高煦又为父王朱棣争得皇位立下了极为关键的大功。根据记载此战的各部史书所述，朱棣在此战遭受挫败之际，察其当时兵力的确有“强弩之末”之感，产生了“且议和北还”的念头。倘若真的如此，其历经四年的浴血“靖难”，必将功败垂成，他将不可能坐上皇帝宝座，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他这个“永乐皇帝”了。是朱高煦在这关键时刻率领新锐部队的到来，才重新鼓舞了朱棣的信心，扭转了燕军在战场上的颓势，又一次为朱棣扫清了通往帝位历程上的心理障碍和军事障碍，使得“靖难战争”越过最后一道关键关口，转向最终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大进军。
浦子口之战当日，由于战争形势的逆转，使朝廷派来增援盛庸的官军都督佥事陈瑄，率领官军水师投降了燕军，为随后燕军渡江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于是，六月初二，朱棣就率众将士举行了隆重的祭大江仪式。初三，燕军由瓜洲渡过长江，并再次击败了由高资港迎战的官军主帅盛庸。随后经过扫清京师外围的几次战斗，六月十三日，燕军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眼见大势已去，亲手将一向暗通燕军的左都督徐增寿杀死于左顺门内。然后，万般无奈地在宫中放起大火，其皇后马氏被烧死，建文帝本人不知所终。
但无论建文帝是死是逃，都不影响帝位已经空缺出来的事实。朱棣发动的“靖难战争”胜利了。
历经战阵，智勇岂为等闲辈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通过朱高煦在“靖难战争”中的履历和表现，不难看出其智勇双全，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或许有人看到《明史》“朱高煦传”中有“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之语，会认为朱高煦的自负是狂妄自大。但若仔细将朱高煦与乃父朱棣做一下比较，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认识，那就是朱高煦根本用不着以“成祖以为类己”而自负，他在二十岁左右创建的功勋已经远远超过了父王当年。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暂且仅列两点，首先，朱棣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没有开国打江山之功，他是于明朝开国之后的洪武三年，十岁时被封为燕王，到洪武十三年二十岁时才正式到北平封地就藩，洪武二十三年三十岁时，才奉朱元璋之命率军出征，与其兄晋王合力征讨残元乃儿不花部。而朱高煦是直接随父“靖难”，实质上是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战争。其次，朱棣是在明朝开国之后，担当了局部守卫和稳定疆土的责任，所立的战功不具有全局性和决定意义，而朱高煦在“靖难战争”中所立战功，多数具有决定全局甚至扭转历史的重大意义，称其为“盖世之功”决不为过。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朱高煦才比他父亲“靖难战争”更让人可怕，历史才害了朱高煦，铸就了他以后悲剧性的命运。
我们从朱高煦在“靖难战争”的征战历程和散见于《明史》其他纪传中的一些资料还能总结出，朱高煦在战场上经常出其不意，尤善于截击和伏击。另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整个“靖难战争”中，作为整个燕军统帅的燕王朱棣更善于身先士卒，直接带兵在前方冲杀，有时甚至更像个战将而非主帅，不掌握全局兵力。而随其征战的朱高煦，则往往能在事关全局的关键节点上率领生力军一举扭转乾坤。在《明史》有些纪传中，我们还能约略读得出，在有些情况下，朱棣在前方冲杀，是让作为王子的朱高煦镇守大营的，这对朱高煦不仅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锻炼。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高煦在一些关键时刻，能神奇灵活地率领一支新锐部队杀到最需要的地方，起到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浦子口之战，朱棣受挫气馁，生出“且议和北还”的沮丧之念时，“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高煦麾蕃骑力战”，这句话背后能有多少细节故事，我们尽可以充分去想象。朱高煦带来的这支番骑，应该是当时朱棣不掌握的一支新锐部队，我们据此应该可以肯定，朱高煦在募兵、练兵和带兵方面的综合军事素质和统帅才能。
此外，《明史》还记载了发生于建文三年的一件朝廷对燕世子朱高炽的策反案。当时建文帝谋臣方孝儒，为离间燕军，撺掇建文帝给朱高炽写了一封信，让他归附朝廷并直接封他为燕王，并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送达。然而，素与朱高煦交好的太监黄俨却先派人在建文帝书信送达北平的同时驰报燕王，说：“世子且反，高煦从中征之。”后因在北平留守的朱高炽足够精明，将所得书信不启封，连同朝廷信使张安等飞骑驰送燕军前方大营，才消除了朱棣对他的疑忌和杀心。尽管此事在诸多历史记载中，都被写成是朱高煦谋害长兄夺取世子地位的一次阴谋，然而从另一角度，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朱高煦在朝廷建有自己的得力情报网，而且讯息非常准确及时。想一下朱高煦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在朝中就结交了其小舅左都督徐增寿、驸马都尉王宁等铁杆盟友，并在重要宦官中预先培育和安插了得力眼线，我们不能不感叹其心计、才干和天赋，不能不称其为历史上少有的青年才俊，军事英才。至于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朱高煦蓄谋陷害其长兄，以取代其“世子”地位，应该经受不住仔细推敲。试想，如果朱高煦早有此心，他完全可以在当初逃离南京时，找机会甩掉或者除掉体胖脚瘸的朱高炽，岂不少了以后的许多麻烦了？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相对全面军事天赋的人，难道会在二十多年之后，在年过“不惑”的人生最成熟阶段，坐守弹丸小城，不经过周密筹划准备，就贸然干出举兵反叛的傻事？无论有多少人信，反正很难让笔者相信！
父皇食言，储位双锁梦成空
朱高煦勇武善战，战功卓著，对于崇威尚武的朱棣来说，对他的这位二儿子自然十分钟爱。“成祖以为类己”，这句话应该能体现出当年朱棣对朱高煦的基本看法。至于在浦子口之战朱棣对朱高煦所说的“勉之！世子多疾”，人们也不难解读其中的意思，话里不仅明显表达出对朱高煦的赏识和鼓励，而且有允诺将来让其取代其“多病”的兄长继承自己的江山事业的话外音。尽管《明史》在成祖、仁宗等本纪和有关朱高煦、邱福等人的列传中都刻意地遮掩和回避了朱棣对二儿子的公开承诺，然而在相关的《金忠传》和《杨士奇传》中却又明说了“帝起兵时，次子高煦从战有功，许以为太子。”“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等语。可以说，《明史》中有足够的信息佐证，当年朱棣有过在自己夺得皇位后将朱高煦立为太子的允诺。
另外再从历史史实来看，朱棣即皇帝位后，尽管先忙着处理了他以非常方式即位所必须解决的一些紧要事情，但很快就于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册立了自己的原配徐氏为皇后。按说在册立皇后之后接着册立太子，将本已被太祖朱元璋册立为世子的长子朱高炽直接立为皇位继承人，是符合封建王朝的嫡长继承原则的，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因为，封建王朝历来都把确立储位作为稳固国本之大事，其重要程度甚至在册封皇后之上。然而在朱棣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建文四年六月至永乐二年四月，近两年），都没有顺理成章地明确立这位长子为太子。分析这种反常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自己曾对二儿子朱高煦有过允诺，要“食”下如此“大言”，需要有个过程。
根据《明史》综合反映的情况，当时拥立朱高煦的主要是以淇国公邱福为首一批在“靖难战争”中与朱高煦一起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武将。这位淇国公邱福，是朱棣即皇帝位后封赏的头名功臣，在诸位朝臣中曾一度“每奉命议政，皆首福”。《明史》中说，他“为人朴戆鸷勇”，在智谋策划方面不如在东昌战死的张玉，却像另一位勇将朱能一样“敢战深入”。特别是这个人心胸豁达，为人仗义，从不与别人争功，每当打了胜仗，众将领争先恐后地去抢夺俘获，他总是在后面任凭别人抢。因此经常让朱棣感叹“丘将军功，我自知之。” 《明宣宗实录》中有“藩府从征诸将丘福等及驸马王宁，皆与高煦善，屡言于太宗曰，二郡王有扈从功，宜为储贰”的话，说明这批武将，不仅在与朱高煦一起征战的过程中结下了生死友谊，深知朱高煦的战功，怕也都见证过朱棣对朱高煦的允诺。他们拥立朱高煦理由充分，朱棣因有允诺在先，一时难驳他们的意见。而拥立老大朱高炽的，却主要是以内阁学士解缙为代表的一批坚定地维护封建纲常的文臣。值得指出的是，这批文臣中，许多是建文朝廷的降臣。朱棣刚依靠一班武将的浴血拼杀，由马上获得天下，一开始就违拗一班武将的意思而采纳这些文臣的恳请，也需要费一番斟酌。
然而朱棣当上皇帝后，他的心理就不同于起兵夺位时那样简单了。一则他当初起兵“靖难”的理由就是维护祖制，而太祖朱元璋确立的明朝皇位继承秩序，就是嫡长系继承。二则他本人以非正常方式夺得皇位，若从自己开始就打破这种被封建王朝长期认同并遵守的嫡长系继承的原则，以后是否会为后世留下先例，造成皇位继承的乱像，危害江山社稷，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最后，还是由于以解缙为代表的一部分文臣抓准了朱棣的这种心思，还有他对朱高炽所生的皇长孙朱瞻基的喜爱，通过在他面前极力夸赞“好圣孙”，才使朱棣从长远计，没有破坏封建社会的嫡长继承制而另行册立。
永乐二年四月初四，在自己登上皇位一年又十个月之后，朱棣最终还是直接将原世子朱高炽确立为太子，将在开平担负边境戍卫重任的二儿子朱高煦召回，封为汉王，封国在云南。同时将三儿子朱高燧封为赵王。这一最终决定不仅意味着朱棣当上皇帝后食下前言，毁弃了曾经对二儿子的允诺，同时也注定了功高盖世的二儿子朱高煦日后的悲剧性命运。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下记述朱棣历史的《太宗文皇帝实录》，其中开卷中有一段话：“太祖常曰，异日安国家必燕王也。初，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又闻其宫中过失，太祖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成帝业。今长子不称吾意，如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此段话说的是，当年太祖朱元璋只是在私下对马皇后说，他比较满意于燕王朱棣，认为他“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皇后就赶紧嘱咐他说，千万别泄露出去，怕燕王会因此遭受祸害。相比之下，按同样的思维逻辑，朱高煦不仅有成功帮助父亲打下天下的盖世之功，而且曾如此明确地争夺过储位，将会招来怎样大的祸患！由此，大家就不难想象其最后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笔者在本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朱高煦绝非是一个只善勇武、没有头脑的武夫，在朱高炽被确立为太子之后，他不会意识不到这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不但会有情绪，也难免会有不甘心。但正是这种不甘心一步步把他带进了更加不利的境地。开始，他凭借当年“靖难”之功和乃父朱棣对他的愧疚之心，坚持留在朱棣身边而不去云南封地就封，放弃了远离朝廷中心，独享一隅的机会。后又借父皇对太子的不满，弄出些是非，试图动摇太子地位。然而，朱棣坚持嫡长系继承的主意已定，尽管太子朱高炽不称其心，但他却加强了对朱高炽膝下皇长孙朱瞻基的培养提携，甚至把朱瞻基带在身边参与北征，到北京锻炼。永乐九年十一月初十，朱棣又打破常规，越辈把十四岁的朱瞻基正式册立为皇太孙。
在这里，我们应该解释一下“皇太子”和“皇太孙”。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一般情况下，皇帝在自己在位时只立“皇太子”，很少隔辈立“皇太孙”。尽管在坚持嫡长系继承的大原则之下，皇帝所立“皇太子”和“皇太孙”多数原本就是皇长子和皇长孙，但只要中间那个字没改为“太”字，就并没被确立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而换成“太”字，就成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也就是所谓“储君”了。所以说，朱棣此举等于在储位确立问题上加了双锁，给嫡长系继承加了双保险，朱高煦想争得储位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盖世功王，倨傲骄纵酿祸根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下，许多历史书一般都把朱高煦争夺储位视为非分，写为阴谋，但由于朱棣有对朱高煦的允诺在先，朱高煦与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等支持者一开始应该是公开地争取朱棣兑现允诺，所谓“夺嫡”未必是“夺”，也未必是“阴谋”。而正是这种公开，也让不少人后来祸及己身。
封建王朝总是不断上演“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闹剧。朱棣登上皇位后，武将逐渐失势，一班恪守封建正统思想的文臣，势难容得下朱高煦等。可以想见，在和平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一群当年威武忠勇地驰骋疆场的武将们，很难成为一群工于心术的封建文臣的对手。原因就是，在封建王朝的常态政治斗争中，明争往往拼不过暗斗，明的一方非常容易无遮无拦地暴露出自身的弱点，被擅长暗斗的对手抓准，甚至施以欲擒故纵的长久之计。中国有句形象的古语，叫做“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对于经常从中国封建典籍中汲取韬晦羁縻之略的封建官僚来说，应该是他们的长项和优势。
每个人都难免存在人性弱点，尤其是在自身地位达到非常高的地步的时候，往往会骄纵肆意，忘却了该怎样克己。在“靖难战争”中，朱高煦作为王子，始终跟从父王朱棣南征北战，最终帮助父亲夺得了江山，这种盖世之功，不能不使他有一种倨傲心理。
在这里我们需要把话再展开一点，并澄清几个容易让人混淆的概念，那就是“王”和“皇帝”以及“王子”和“皇子”等等。由于受中国先秦时周朝封建制的影响，特别是东周时，春秋、战国两段诸侯争雄的故事比较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忽视了当时还有周天子，认为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就是国王，就等同于以后的皇帝，由此容易把“王子”和“皇子”，“王后”和“皇后”混为一谈。其实在秦始皇始称“皇帝”之后，皇帝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下除了继承皇位的太子以外，皇帝的其他儿子，也就是“皇子”，一般都封为“王”。而“王”的正配夫人，则被册封为“王妃”。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的正配夫人也称为“王后”，这是当时周王朝“礼坏乐崩”的表现，是僭越。有人对历史不善于细究，间或着受当前一些外国称呼“国王”和“王后”的影响，非常容易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概念弄混，以至于如今有的有着“历史专家”名头的人，在自己记述明朝历史的书中，竟然有“王妃在王府中，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之语。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贻笑大方的描述，但大概能糊弄和误导百分之九十九还要多的普通读者。至于“王子”，则除了承继王位的“世子”之外，一般都封为“郡王”。
我们在上面展开说这些，是为了回头再说朱高煦。在“靖难战争”之前，他作为燕王的二王子，已经被太祖朱元璋册为高阳郡王。父亲做了皇帝后，他的身份就变成了二皇子，无论他之前有没有立过什么战功，就如他弟弟朱高燧一样，都会被封为王。因此，朱高煦不同于那些可以以加官和晋封公、侯、伯爵来兑现奖赏的臣僚，只要父皇不兑现立他为太子的承诺，就无从兑现对他功劳的奖赏。而事实如前所述，，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踟躇迁延之后，永乐皇帝朱棣给出的结果是，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二子朱高煦为汉王，封国在云南，三子朱高燧为赵王，封国为彰德。就明朝前期的情况来说，大家不难想象，彰德（当时为府治）与云南，一在中原腹地，一在西南边陲，究竟哪个地方相对好一些！看来，朱棣手下一班幕僚，当时是要把功高盖世、曾对储位形成威胁的朱高煦遣送得远远的。甚至也可能是早意料到朱高煦未必肯去，而故意而为。
果然，朱高煦的人性弱点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因为这个结果意味着对他此前助父亲打下江山的功劳不仅没体现褒奖，反而隐含着刁难甚至惩罚，他难免有抵触情绪，以“我何罪，斥我万里”而“怏怏不肯去”。这就开始留把柄于蓄意要算计甚至剪除他的人。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不仅皇帝是“金口玉言”，皇命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封建王朝的既定制度和程序、秩序安排，也是不可违抗和逾越的。然而，作为食下先前“许以为太子”大言的皇帝朱棣，对最终如此安置曾屡次让自己转危为安的朱高煦，也难免心存愧疚。说白了，由于朱棣自己也是以第四子的身份登上皇位的，其起兵“靖难”的理由尽管对外讲是冠冕堂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瞒不过一直追随其左右的亲儿子朱高煦。因此可以想见，朱棣对自己的食言和最终选择嫡长系继承，不可能找到能让朱高煦完全信服的理由，也无法来给自己的这种背信行为圆场。接下来的，就只有一再迁就朱高煦公然不去封地就封的行为。朱高煦是带兵出身，他提出要把朱元璋当年创建的精锐亲军十七卫中的天策卫拨给自己作护卫，使自己的王府护卫超常地达到三个，（按：明朝基本军制实行卫、所制，一个卫下一般至少有五个千户所，通常编制在5600人以上，最多时甚至超万人）朱棣竟然也应允。可以想象，这无论在任何朝代，都是非常敏感、非常容易成为把柄、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开始，朱棣还继续让朱高煦跟从自己参加对北方蒙古残元势力的北征，后来为加意培养长孙朱瞻基，就只带朱瞻基而不让朱高煦跟从了。正置年富力强的朱高煦怎会甘于寂寞。父皇的一再骄纵加上自身的居功自傲，让精力旺盛的他忘却了该有的避讳，在很多方面达到了一意孤行甚至肆意妄为的地步。《明史》中罗列了朱高煦的很多“恣肆”行为，其中非常严重的，就是在父皇朱棣北巡时，他在南京“私造兵器，用漆皮为舟，教习水战。有军士三千人不隶籍兵部”。这在当年助父“靖难”夺权时，应该是他的特长，但在这个时候却犯了封建王朝的大忌。而这种犯忌的行为，无疑都将成为其对手的重要把柄。
在自己给对手一再留下重要把柄的同时，心犹不甘的朱高煦还屡屡利用父皇对太子在监国施政过程中的不如意，试图动摇太子的地位，结果让辅佐太子的多位重臣获罪入狱。这就使得自己与本就是对立面的太子身边一班臣僚的积怨越来越深。在朱瞻基正式被册立为皇太孙后，形势对朱高煦愈加不利。永乐十三年，朱棣将朱高煦的封国改到青州，他仍然迁延不去，并仍“选各卫壮健艺能军士随侍”，这让朱棣很难再容忍。后来，朱高煦又因部属犯事为京城兵马指挥徐野驴所逮，竟随手将徐野驴捶杀。这一系列罪过都被其对手一一记下告了御状，最终让朱棣震怒至极。永乐十五年春，朱棣从北京回到南京，派人查实了朱高煦这些罪过，立即将朱高煦召至面前，在痛加斥责之余，令人脱去其冠服，囚禁于西华门内。最后，经过太子朱高炽再三跪求赦免，朱棣才重新让朱高煦穿上王的冠服，诛杀了其王府的几个犯事的手下，下令将其三个护卫削去两个，只留一个护卫的兵力，将其封地由青州徙至更小的乐安州，并责令即日赴封地就封。
朱高煦最终被徙封的这个叫做“乐安”的地方非常耐人寻味，若仔细琢磨可看出拟议者的用心良苦。因为这个地方在秦朝以来一直叫“厌次县”，明朝洪武元年才省“厌次县”入“棣州”，永乐元年才为避朱棣之名讳，将“棣州”改称为“乐安州”。由当时往前推1600多年，秦始皇之所以在这里设置“厌次县”， 是因当年秦始皇发现这一带有天子气，东巡驻扎以压之而得名。这个“厌”同“压”字，“次”为驻扎之意。而这个县在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棣州，明初又直接为棣州治所，“棣”字恰恰与永乐皇帝朱棣重名。尽管当朝因避朱棣的名讳而改名乐安，这个名字也恰好可以加一层寓意。看来朱棣最后把心有不甘的汉王朱高煦徙封于此，是寓有综合谶纬用意的：一是这里的“天子气”已经被镇压过，以潜含的风水压住他，二是以潜含的父亲名讳镇住他，三是提醒其恪守本分，“乐安”于此。更重要的是第四，那就是当时朱棣已经决计迁都北京，而这个地方地处平原，无险可依，且距北京比较近，容易控制。朱高煦一旦不轨，朝廷可迅速派兵到这里进行镇压。由此不难想象，朱棣及太子朱高炽手下一帮臣僚，先前已经有充分的酝酿和预谋，他们为算计汉王朱高煦的确是费尽了心机。
而对朱高煦来说，由于他自身的倨傲骄纵，最终一步一步地把自己送入了最不利的境地。从此，他真正是“虎落平川”，不可能再对皇位构成威胁。对此，他作为一位历经战阵的军事家，不可能不自知。
夙敌得势，悲剧结局早注定
尽管从表面上看，朱高煦几次被赦免，都是由太子朱高炽为他求情而得，其实仔细分析，是朱高炽揣摩透了朱棣对朱高煦的愧疚心理，不得不以这种求情，来迎合父皇的内心。因为对朱棣来说，毕竟这位二儿子对成就自己的帝业立有不可磨灭之功，毕竟是自己失言有愧于先。因此，只要这位二儿子没有做出公然叛逆他本人的事情，他就无法对其痛下杀手。而侥幸以长子身份当上太子的朱高炽，由于一直为委曲求全而扮演了这种宽容仁厚的角色，在他自己即位后也不便立即转换面目，杀掉这位曾对自己承继的燕王系皇朝立有夺江山之功，却又给自己制造过一系列麻烦的皇弟。这个使命自然地就留给皇太孙朱瞻基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照应前面提到的一句话，那就是当年徐辉祖认定“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其中的“且叛父”并没有被验证。因为朱高煦在父亲食言，丧失当太子的期望后，尽管一再骄纵不法，肆意妄为，但始终没有触及“叛父”这个底线。相反的，倒是朱高炽后来有过实际的“叛父”行为。他在位尽管只有短短十个月时间，却于洪熙元年三月公然更改父亲矢志不渝建都北京，坚持“天子守过门”的战略决定，下诏将都城迁回南京，并迅即派遣当时已经为皇太子的朱瞻基先回南京做准备。看来，朱棣当年对他不赏识并没有看错人。若不是他寿命短暂，迁都将很快变为既成事实。
五月十一，朱高炽突然病重，派人急召朱瞻基从南京返回，五月十二朱高炽即病逝于北京紫禁城饮安殿。据《明史》说，此间朱高煦曾派人在半途截杀朱瞻基，因举事仓促，未能得手。但此说似是欲加之罪，扑风捉影，没有多少根据。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永乐一朝储位争夺问题上，朱高煦一直是其兄朱高炽的夙敌。由于朱棣是因看好皇长孙朱瞻基而立朱高炽为太子，后又直接将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实质上朱高煦早就成了其侄儿朱瞻基的夙敌。对这对叔侄之间的过节，《明史》提到，在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曾受父皇朱棣之命，率弟弟汉王朱高煦、儿子朱瞻基去孝陵拜谒太祖朱元璋。朱高炽身体又肥又重，而且脚有毛病，由两个太监搀扶着在前面走，还不时跌跟头。朱高煦在他身后说，前面的人跌跟头，提醒后面的人小心着走。不料朱瞻基在后面也跟上一句，再后面的人更小心着呢，当时把朱高煦吓得脸变了色。这段被刻意记述的情节，反映出叔侄两人之间，早就有极深的芥蒂。
我们不能否认，朱高煦作为一位帮助父亲夺得江山的功王，倨傲骄纵，有很多逾越封建纲常的不法之举。而这一切都被其对手积攒为把柄，必予除之而后快。无论其最终是否真的犯下实质性的反叛之举，剪除他只是时机问题。
《明宣宗实录》中就说，永乐二十二年夏，朱棣于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当时朱高煦之子朱瞻圻在北京，对朝廷的所有动静，都秘密地遣人驰报朱高煦，频繁的时候一昼夜派出六七拨人。朱高煦亦数十次遣人潜来京师，伺察事态的进展。朱瞻基身边的臣僚就有人提议，宜趁朱高煦谋划未成，轻而易举地发兵擒获他。但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的朱高炽没有听从此议。分析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一、朱高煦及其儿子的所有行动，早已经处在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严密监控之下；二、在父皇病逝的非常情况下，朱高煦焦急地通过在京城的儿子私下打探相关消息情有可原，未必就一定是反谋；三、对朱高炽父子内心想怎样对付朱高煦，朝中一班臣僚早已心知肚明，不仅早已对朱高煦作出“谋反”的定性，而且急于发兵除之。
然而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毕竟在表面上要以仁慈宽厚为本。在父皇尸骨未寒的国丧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对有功的弟弟用兵，显然不合时宜。剩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表现仁慈宽厚，而且可以表现到极至，因为这样一可以显示自己一方的仁至义尽，进一步蛊惑人心，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二可以麻痹对手，甚至继续促其骄纵，暴露破绽，留下口实。
总而言之，朱高炽父子要再找合适的机会，汉王朱高煦最终被“武定”的命运已经注定。
其实，对于朱高炽父子所统辖的朝廷来说，早在朱高煦被削掉两护卫、徙封乐安时就已经胜券在握，因为他们的对手已被剪除羽翼、虎落平川，几无再兴大风大浪的可能。
前鉴不远，强悍叔父成心病
朱高炽即位后，的确对朱高煦表示了充分的仁厚。一方面亲自致信将朱高煦
召至北京，“倍增岁禄，赐赉宝物动以万计”。一方面向其出示了其子朱瞻圻因仇恨先前“父杀其母”，屡奏其父过恶的数十纸奏报，最后代其示以宽容性惩罚，把朱瞻圻发往凤阳守皇陵去了。此举不仅离间了朱高煦的父子关系，也剪除了朱高煦在京城的一个重要耳目。实际上也是为剪除朱高煦所遂行的战略步骤之一。
由于朱高炽在位不到十个月就撒手宾天，二十八岁的朱瞻基即位当上了皇帝。他作为汉王朱高煦的侄儿，而且彼此是先前已经明着挑过的对手，内心中难免生出一种梦魇般的心病。因为对他来说，当朝建文帝的前鉴不远，且他与建文帝有若干相似之处。一则，他们都是由祖父隔辈册立的皇太孙；二则，他们都是以二十多岁相对年轻的年龄即位；三则，他们都有一个强悍而且正置中年的叔王，而且建文帝最终确实被叔王夺去了皇位。
尤其是自己的叔王是前次叔侄争位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功臣，相对于建文帝面对的叔王更强悍、更具有造反的经验，这不能不使他心存大患。
然而，正因为有过前车之鉴，朱瞻基相对于当年的建文帝已经今非夕昔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择其主要有六：一、他本人已经经过祖父永乐一朝和父亲洪熙一朝的充分历练，比建文帝更具有政治经验；二，其一班臣僚也多是富有历经风浪、经验老到的三朝老臣，远非建文朝的一班臣僚可比；三、当时国家的实力比建文朝更加强大；四、他的对手早已经被剪除羽翼，虎落平川，不仅只有区区一护卫之兵，而且地处平原、地狭城小的乐安封地远非当年曾作为元大都的北平可比；五、当年与朱高煦交好的一班武将，早已经失势，死的死，贬的贬，不可能形成对朱高煦的呼应；六、经过永乐皇帝朱棣对朱高煦的惩戒，朱高煦的声名遭受了极大贬损，社会影响力、号召力和同情者都会大幅降低。
有了这些优势，就足以让朱瞻基能够沉得住气，慢慢地制造机会，最终一举剪除自己的夙敌。
我们反过来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已被贬到乐安的汉王朱高煦。以其当年参与征战的实践和军事经验，加上历年来在政治上的挫折，还有已过“不惑”的四十多岁的年龄，他能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军事态势懵懂不觉？这在常理上应该是讲不通的。除非，他真像封建正史中刻意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狂妄王爷和十足的傻瓜。
尽管《明史》中记有在朱高炽宾天后，朱高煦曾派人在南京至北京的半途截杀朱瞻基的事情，但朱瞻基即位后，这对叔王和侄皇帝之间，却非常反常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述，朱瞻基六月十二日即位，七月，朱高煦就向刚上台的侄皇帝“陈奏利国安民四事”。 朱瞻基看后对侍臣说：永乐中，皇祖父常告戒我父皇和我，说这个叔有异心，应有所防备。然而父皇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真出于诚意，看来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他。并一方面下令让朝廷相关部门施行，一方面回信表示感谢。随后对两个亲叔叔藩王（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的赏赐比其他王更加丰厚，其他“凡有求请，皆曲徇其意”。而朱高煦每日都有奏疏呈上，“及言朝政，（皇）上曲徇其意”。朱高煦要骆驼和马，立即给他送去四十头骆驼和一百二十匹马，又派遣太监杨瑛加赐袍服衣料。然而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等记载的情况，如此“蜜月”般亲密过往得到的结果，却是“（朱）高煦益自肆”，加紧了谋反的步伐。
明眼人稍微思考，就能感觉出，这样的描述，明显具有过分引导的意图和牵强别扭的逻辑，那就是侄儿皇帝及其所代表的朝廷仁至义尽，而王叔朱高煦不知道天高地厚，狂妄至极。那，这里面朱高煦天天都有奏疏呈上，朱瞻基每每都“曲徇其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相关明史史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这段时间另一件具体事情的记载，那就是宣德元年正月，汉王朱高煦派人进京献元宵灯。当时就有官吏禀告皇帝朱瞻基说：汉王府所派来这些献灯的“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而朱瞻基的回应是：“吾惟推诚以待之耳”，并复书报谢。这一记载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朝廷一直没有放松对朱高煦的警惕，并不断有人拨动朱瞻基内心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在这样的心境下，朱瞻基对朱高煦陈奏的“利国安民四事”和一系列“及言朝政”的奏疏都坚持“曲徇其意”，是否怀有纵其作为，促成自己想看到的“（朱）高煦益自肆”的结果，直至其言多有失，好抓其把柄的阴暗图谋，就值得怀疑了。而反过来从朱高煦一方来说，因为自己所陈奏的“利国安民四事”和一系列“及言朝政”的奏疏都被“曲徇其意”，并多次得到侄儿皇帝复信致谢，从一般心理逻辑上则有可能松懈应有的谨慎和对侄儿皇帝应有的忌惮之心，甚至可能发展为以皇家长辈身份进一步直言朝政。
从后来朱高煦被判定为谋反的主要情节来看，笔者认为，朱高煦应为因言获罪，上面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到验证。
我们在读正史时，一定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封建正史都是由把握强权的封建统治者所写，从一味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角度所写，是只会讲一面之理，不会让对立面辩解和“说话”的。因此，我们必须像法官判案卷那样，力争用审慎的眼光，正常的逻辑思维，尽可能地在还原事实的基础上，辨别其所记事情的真相和曲直。从当时朱高煦所处的不利态势上，以他的基本军事常识和经验，以他四十多岁的年龄所应该具备的对大势的斟酌判断能力，以他能够向朝廷扼要地提出“利国安民四事”的政治眼光，以他所居的无险可依的弹丸小城，以他所仅有的一个护卫的兵力，还有他当年交好的一批武将多已失宠，等等因素，都决定了他当时不会急于反叛。因此，当时他向先前曾作为对手、如今已经登上皇位的侄儿朱瞻基做出一系列示好的姿态，换取侄儿的亲善对待，应该是合乎正常逻辑的。相反的，作为已经掌控住国家最高权力，一直把自己的这位叔王当作心腹之患的侄儿朱瞻基，倒是完全有力量并有条件施展一些阴谋，操控和驾驭局势，做些表面文章，虚与周旋，一方面营造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舆论，一方面调动自己能够完全操纵的方方面面的人来捏造事实，诬告汉王谋反，从而达到剪除政敌的目的。
我们在这里不妨仔细研读和分析一下《明宣宗实录》中的这样一段记述：“上即位，赐赉汉赵二府宝玉诸物加厚。而高煦所请求于朝廷者无虚日，悉见听允。间言及朝政，上皆虚己从之。至是遣人奏求驼马，命中官送驼四十马、百二十往遗之。又遣太监杨瑛赐之袍服材。既行。廷有出使者还言于上曰，汉王谋反己彰。护卫军悉四出劫夺，百姓惊惧。上曰，朝廷待之无不及者，理未应遽尔。已而军民上高煦反状者益众，送驼马者及杨瑛中道闻之皆却还 。上曰，其果然耶。”试问，既然皇帝“赐赉汉赵二府宝玉诸物加厚”“ 高煦所请求于朝廷者无虚日，悉见听允”，朱高煦何必纵使护卫军四出劫夺？即便是为了积聚谋反的财力，也不应着急地这样做。难道劫夺其封国周围的穷百姓，会比从朝廷那里索求来得快么？由此可判断“既行。廷有出使者还言于上曰，汉王谋反己彰。护卫军悉四出劫夺，百姓惊惧”必有蹊跷。另外，从这段记载看，朱瞻基“命中官送驼四十马、百二十往遗之。又遣太监杨瑛赐之袍服材”也是虚晃一枪，做给世人看的。因为实际结果是“已而军民上高煦反状者益众，送驼马者及杨瑛中道闻之皆却还”。而其中“已而军民上高煦反状者益众”也应该是朝廷操纵的结果，目的是反馈回皇帝那里，使其可以避开“朝廷待之无不及者，理未应遽尔”的正常逻辑，得出“其果然耶”的结论。
责以图谋，大举亲征理牵强
《明史》等一系列史书中，都把朱高煦“反”的时间记为宣德元年农历八月初一。证明他“反”的第一件事，是说他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叫枚青的护卫余丁潜来北京，密邀英国公张辅作为内应，结果被张辅当夜绑了见皇帝，经过突审，枚青供认了他谋反的阴谋。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张辅，他是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在东昌之战战死的燕军主将张玉的长子，本身也是武将，参加过“靖难战争”，是曾与朱高煦一同征战过的功臣。按照一般逻辑说，朱高煦想谋反，找他做内应似乎在情理之中。但这个张辅，早已经成为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亲信和重要辅臣，几乎与“蹇夏三杨”（指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位文臣）齐名。其妹早就为被朱棣纳为妃子，张辅本人因率兵征交阯（今越南）有功，永乐六年被晋封英国公。朱高炽当上皇帝后，一方面追封其父张玉为河间王，一方面让其“掌中军都督府事，进太师，并支二俸”，是被朱高炽加以“特恩”，视为“知礼过六卿”的武臣，并“益见亲重”，委其“知经筵事，监修《实录》”。对于这一切，朱高煦焉能不知？因此，朱高煦派人秘密联络张辅为内应，有无可能，值得质疑。至于正史上所说的朱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反济南为应。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朱煊等大帅、都督等官”，也值得质疑，因为既然完成了这样的部署，朱高煦就该有行动了，但实际呢，没有！而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朱高煦是一个全程参加过“靖难战争”，具有丰富军事实践和“反”的经验，当时已进入四十多岁不惑年龄的人，绝非是一个只懂得纸上谈兵的玩家。
然而，朱瞻基却就此决计亲征，并加紧调兵遣将，展开了征讨朱高煦的大规模军事部署。
《明史》和其他史书中提到朱高煦反的另一个人证，是家乡在乐安的御史李浚。据说这位御史李浚当时正为亡父守丧，居住在家乡。朱高煦密谋反叛，派人去拉拢他，他急忙隐姓埋名，舍弃家人，偷偷地抄小路跑到北京告发。而他告发的内容是，朱高煦已经计划攻取济南，然后率兵进犯京城。根据《明宣宗实录》所记，李浚到北京告发时，朱瞻基已经在调兵遣将，展开对朱高煦的军事部署。得到李浚的报告，朱瞻基立即给予褒奖，将其由七品的御史破格提升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件事情也值得推敲。主要疑点有二：第一、因为从常理说，朱高煦要谋反，选人要非常谨慎，行动也应该非常机密。对一位在家守丧的官员，而且是一位负责监察和弹劾的御史，预防戒备还来不及，怎能轻易地去拉拢，暴露自己的反叛计划？第二、从后来事情发展的具体情况看，李浚告发的朱高煦“刻日攻取济南”，然后率兵进犯京城的事实并没有发生。因此，李浚是不是朝廷刻意安排的一个“重要人证”，很值得怀疑。
作为坐实朱高煦反叛的第三个证据是，在宣德皇帝朱瞻基给予御史李浚特别褒奖，将其破格提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同一天，也就是八月丁卯（初六）日，朱高煦派遣了手下一位百户陈刚进疏（注意，相关的明史资料中说的都是“进疏”，而不是发檄文），指责其兄明仁宗朱高炽“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如今的皇上朱瞻基“修理南巡席殿等事，为朝廷罪过”。“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诛之”。还说朱高煦同时致书一些公侯大臣“骄言巧诋，污蔑乘舆”。如此的结果，是让朱瞻基叹曰：“高煦果反。”随后即在议定要率军亲征的同时，“令大索乐安奸谍”，也就是大肆搜捕被朝廷认为是朱高煦从乐安派遣来刺探情报的人，其实也就是抓捕有可能向朱高煦通风报信的人。因为这时，朝廷为这次所谓“平叛”的军事部署以及相关的调兵遣将早已经展开，马上就要公开行动了。
更耐人寻味、也是更重要的，是有关朱高煦反叛的第四个证据，也是“现场证据”，那就是张辅抓了约其做“内应”的朱高煦手下那位叫枚青的护卫余丁，向朝廷坦白了朱高煦的“反叛”计划之后，宣德帝朱瞻基曾派遣一位名叫侯泰的太监到乐安给朱高煦送信，核实并实地查看有关情况。八月辛未（初十），也就是朱瞻基不等侯泰查实情况回来，就“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 社稷百神”，率亲征车驾准备从京师出发之际，侯泰恰好自乐安州回来了。朱瞻基问他到了乐安朱高煦怎么说，侯泰回答，朱高煦没说什么。又问其朱高煦治兵如何，侯泰回答说，没看到什么。朱瞻基马上就对左右臣僚作出了推断，“此小人怀二心矣”。接着就问随侯泰一起去乐安的锦衣卫官，都说他们所见，朱高煦一开始是列出军阵迎接侯泰，看了宣德帝朱瞻基的信之后，问侯泰“朝廷知道我举兵了么？”侯泰回答“虽然有许多人说你举兵了，但皇上认为殿下是至亲，没有相信”朱高煦又问，你们这些朝廷中的旧人可知道我为什么举兵？侯泰说不知道。朱高煦说：“太宗皇帝听信谗间，削我护卫，徙置乐安州 。仁宗皇帝不复我护卫，不与大城池，徒以金帛饵我。今上举口谭祖宗旧制，吾岂能郁郁久居此乎！”然后命侯泰“遍观其军马兵器，且曰，虽以此横行天下可也。吾已遣书入奏，尔今速归报皇帝，即执送奸臣来，然后议吾之所欲得。”这时有人从旁告诉朱高煦，听说朝廷派来送驼马及袍服的人，半途都被吓回去了。朱高煦大笑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们胆怯。如今朝中的臣僚们，一定早被吓破胆了。朱瞻基听锦衣卫官这样说，立即表示，等事定之后，必治侯泰之罪，且“不可恕”。
分析上面一段，我们应该感觉到，当初朱瞻基派太监侯泰去乐安，应该是把他作为亲信之人。而侯泰回来说的话，也是出于维护皇族和睦的善意。然而，侯泰却没有揣摩透并心领神会朱瞻基派他去的真实用意，回来没有说皇帝想听的话。相反地，随他去的锦衣卫官，作为皇帝的亲信侍卫，却准确揣摩透了皇帝的内心，说了皇帝想听的话。有的史书上说，侯泰到了乐安，是被朱高煦的阵势吓怕了，所以回来不敢说实情。试问他回到皇帝身边，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样说，非但在人的正常心理逻辑上根本讲不通，而且他要担“欺君”之重大罪名，面临立即遭受严惩的最严重的现实风险。在两怕之间，孰重孰轻，相信作为太监的侯泰不会掂量不出来。如此分析，倒让我们觉得侯泰所说的情形更可能为真，可以作为朱高煦未曾反叛的重要证据。
至于跟随侯泰去的锦衣卫官所陈述的情况，因为有揣摩迎合皇上心思的习惯性背景，其可信程度应该非常之低。这样说并不是笔者枉断，而是当时的皇帝及手下一班臣僚心知肚明的。这里稍微跨越一点，举出一个极为有力的佐证，那就是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在宣德帝朱瞻基完成对朱高煦的亲征后，八月二十九日于班师回朝途中驻跸河北献县单桥，当时在这里迎驾的户部尚书陈山建议皇帝朱瞻基：“宜乘胜移师向彰德，袭执赵王（按：即朱高煦之弟，朱瞻基的另一位叔叔朱高燧。另外，这样用的“袭执”二字非常值得人领悟），则朝廷永安矣。”朱瞻基当即就陈山的建议征求杨荣的意见，杨荣认为陈山的建议为“国之大计”，随后召集蹇义、夏原吉商议，两人也没有表示异议。于是杨荣就奏请“先遣敕赵王，诘其与高煦连谋之罪，而六师奄至，可擒也”。而朱瞻基竟然表示“从之”。于是杨荣就传旨令杨士奇起草诏书，杨士奇说：“事须有实，天地鬼神岂可欺哉！且敕旨以何为辞？”杨荣厉声对他说：此国家大事，怎可如此庸庸消极！只要让锦衣卫拷问所逮捕的汉王府里的人写成状子，招认“与赵连谋”，可作为因由，何患无辞？杨士奇在这里来了一句有力地反问：“锦衣卫责状，何以服人心！”后来正是由于杨士奇的一再陈请，最终才使朱瞻基打消了一并削平赵王的动议，让车驾直接回了北京。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不仅可以读出当时锦衣卫提供的证据，都可以秉承皇帝和朝廷重臣的旨意来捏造，而且能够看出，当时皇帝朱瞻基想削平哪个叔王，都是“先遣敕**，诘其**之罪，而六师奄至，可擒也”的既定套路，而这个套路应该是早就预谋好了的。于此，我们也有理由质疑，我们从有关明史中读到的有关朱高煦的所谓谋反情状未必是真，而是根据朝廷故意设计的削藩套路来捏造的。颇耐人寻味的是，在记述应该更加详细具体的《明宣宗实录》中，以上情节却被大大删节了，只记述了曾侍皇帝讲读的户部尚书陈山建议“宜乘今席卷之势，移兵彰德。赵王就擒，国家可永无虞”，皇帝召集几位重臣商议，最终未听从此议。但事实是，朱瞻基及所率征讨大军，在班师归途中的确非同寻常地在小小的单桥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应该就是在这里斟酌要不要趁势移师彰德，一举削平赵王。至于实录为什么删掉了详细的议决过程，基于我们在上面的揭示，原因不难揣测。
还有一件值得质疑的事情是，最初宣德帝朱瞻基获悉朱高煦“反叛”的消息后，最初的动议是派遣阳武侯薛禄带兵去征讨，而大学士杨荣力言不可，提醒皇上要接受当年建文帝委派李景隆征讨其祖父燕王朱棣失利的前鉴。夏原吉也附议撺掇皇帝必须亲征：“且兵贵神速，宜卷甲韬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而当朱瞻基决意要亲征，召先前绑送枚青并揭露朱高煦谋反的张辅商讨亲征事宜时，这个不是不了解当年朱高煦军事才能的张辅竟然说“高煦鸷而寡谋，外戆中恇，今所拥非有能战者。愿假臣兵二万，擒逆贼献阙下。”而当时朱瞻基的回答，也是相信他能够做到，只是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不久，下面的人可能会怀有二心，因此决定亲征。试问，当时朱高煦手下起码还有一个护卫约五千兵马，加上当时朝廷掌握的所谓朱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反济南为应。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立五军都督府……”等基本情报，倘若曾经在“靖难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朱高煦真的反了，只要杀出乐安城，加上其九位已经分封为郡王的儿子相互呼应，无论奔袭济南、德州、南京、北京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区区两万兵马难以控制得了的。深知兵事的朝廷军事主官张辅和掌握全局的皇帝朱瞻基，之所以都认为只需要两万兵马就能擒获曾雄驰沙场的朱高煦，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内心非常明白，朱高煦其实没有反，不会有任何动作和准备，这样才可以以区区两万兵马，直接去把小小的乐安城包围起来，将朱高煦擒获。这种分析对不对，大家可以充分开动自己的大脑，仔细去想。
其实回过头来看，《明史》以及《明史纪事本末》《明宣宗实录》等几乎所有明史史籍，都笼统地记载：“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按：就是八月初一），汉王高煦反”，但仔细斟酌，都无具体而清楚的事实来确定朱高煦这一天是怎样“反”的。而朝廷在认定朱高煦反了，并进行了一系列调兵遣将的军事部署之后，于八月初八先期派出了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太监刘顺率领的两万“为前锋”的兵马，皇帝朱瞻基在这一天向大营五军将士宣谕亲征理由时，也只能笼统地说“今汉王谋为不轨，图危宗社”。斟酌其所用的“谋”和“图”字，都与“意欲”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还不至于“莫须有”而已。
但封建王朝就是专制强权，只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认定了，就由不得人们不信，而且一切必须按照皇帝的旨意，去把皇帝认定的事情圆起来。我们在读封建正史时，必须时刻谨记这一点。
大张旗鼓，举国之力备征伐
尽管一些明史书籍在写汉王朱高煦反叛时，都把这时的朱高煦写成一个既无谋也无勇，却又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骄横狂妄之徒，但当时了解他的历史与过去功勋的皇帝朱瞻基及左右一班臣僚们，内心应该十分清楚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对手。而且尽管他们内心同样清楚朱高煦究竟是反了还是没反，却也不敢不动员足够强大的军力，并大张旗鼓地营造声势，以确保自己万无一失，一举得胜。
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当被张辅绑来的枚青招认了朱高煦的“反叛”计划之后，朱瞻基所做的一是下令整饬兵备，二是派遣太监侯泰送信给朱高煦，大意是说，你手下的护卫余丁枚青已经供认“叔有督过朝廷之举”，自己不愿意相信，并考虑是小人离间，但“不可不告”。并佯装推诚地说了一通“今皇考至亲惟二叔父，予所赖亦惟二叔父。……而小人以无为有造言离间，今不得不敷露中恳，以明谗者之妄”的亲情话语。同时又以“且虑军民传播惊疑，或别有小人乘间窃发，亦不得不略为之备”之语，为自己的军事部署做说辞，同时反复使用了“惟叔鉴之”的诚恳语气。但从随后又出现了一拨“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朝廷实实在在地展开军事部署等情形来看，朱瞻基派太监候泰去乐安送这样的信，目的不过是要麻痹朱高煦，并进行实地侦察，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
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八月初六朱高煦手下的百户陈刚进呈那份被确认为“反”的奏疏之前，宣德帝朱瞻基是怎样“略为之备”的。八月初二，做了两项军内人事调整，一是召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武安侯郑亨还北京（注：郑亨为建文帝时密云卫指挥佥事，是“靖难战争”之初率部投奔朱棣的老将，立有许多战功，曾长期镇守北京），二是升行在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冀杰为右都督。八月初三，又升都指挥佥事韩雍、陈敬、王彧为都指挥同知，府军前卫指挥同知张玉为都指挥佥事，同日宽宥了原镇守宁夏被御史弹劾的保定伯梁铭之罪并恢复了其爵位。八月初四，又明确以汉王反叛的原由，派指挥黄让、内官谭顺等前往淮安，会同总兵官平江伯陈瑄镇守，并带敕书告诉陈瑄：“或有寇盗窃发，即与军卫有司同心戮力固守城池，遣人驰奏”。同日召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赴北京，令以边务付都督陈景先提督，并升隆庆左卫指挥使李勇为都指挥同知，指挥使韩镇、大宁前卫指挥使郭斌为都指挥佥事，金吾右卫指挥佥事也兰不花为指挥使，羽林前卫指挥佥事范贵为指挥同知，金吾左卫正千户王兴、金吾右卫正千户海答为指挥佥事；让苏贵接替其老病的父亲苏翱任行在府军后卫指挥佥事。这一天还做了一件在非常时期才做的事，那就是命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部，将所有因犯罪被拘押的武职人员的案情上报。次日，朱瞻基就亲自斟酌了五百二十名指挥、千户、百户级别的犯罪武官的案情，除少数犯有封建社会不赦之重罪者，全部赦免，让他们回归原职，并明确尚未归案在逃者一样对待。八月初五，又特意指示户部尚书夏原吉，让其向京师各卫扈从并留守官军迅速发放当年八至十二月的本色俸米。这些举措说明，对朱高煦的“平叛”已经是箭已上弦，势在必行。
如果说，朝廷在八月初五之前的各种准备还可以在幕后进行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行动就不得不转向公开了。恰好八月初六，朱高煦手下的百户陈刚非常及时地送达了那份极似当年朱棣起兵“靖难”语气的奏疏，让皇帝朱瞻基可以发出“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实监临之”的慨叹，并将朱高煦的书奏出示给群臣，让行在兵部榜示中外，随即“分遣诸将严各城守备，中外戒严；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细，许自首免罪给赏；敕各处守帅以兵从征”。
这一天，朱瞻基除了破格提升告发朱高煦谋反的乐安籍监察御史李浚为行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外，还延续做了连日来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封右军都督府左都督费瓛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崇信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孙世袭指挥使，赐诰券冠服，追封其三代及妻；二，命指挥芮勋及守居庸关军士，严守关隘屯堡，不可懈怠。或有警急，即遣人驰奏，一切边务必与附近总兵官协谋审处，毋慢毋忽；三、进一步明确，除非案情重大的犯罪武臣一律赦免，并命令三法司将关在监狱中的“徒罪以下”的军旗校尉将军力士一律赦免，让他们跟从征讨汉王。
再接下来，八月初七祭太社太稷，并具体落实了北京的防备：命定国公徐景昌、彭城伯张昶专守皇城，安乡伯张安、广宁伯刘湍、忻城伯赵荣、建平伯高远分守京城各门。命广平侯袁容，京城每门增官军五百人，兵马司各给军士百人，委官率领昼夜巡逻。八月初八，在派出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太监刘顺所率二万前锋兵马的同时，命丰城侯李贤、侍郎郭琎、郭敦、李昶等督饷运。并进一步明确让两个皇弟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居守北京，由广平侯袁容（按：亦为驸马都尉，朱棣的女儿永安公主的丈夫，皇帝朱瞻基的姑夫。北京的公主坟即他与永安公主的合葬地）、武安侯郑亨、都督张昇山、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同赞辅。公开向大营五军将士发布敕书，宣布汉王“谋为不轨，图危宗社”的罪名，进行了战前总动员，随即公布按以下条例先行厚赏将士和官员——“公，白金（按：即白银）五十两、钞三千贯；侯，四十两、二千贯；伯，二十五两、一千贯。都督，十两、四百贯；都指挥，八两、三百贯；指挥，六两、二百贯；千户卫镇抚，五两、一百贯；百户所镇抚，四两、五十贯；旗军校尉力士，二两、二十五贯。自都指挥以下，悉加绵布二匹。扈从文职六品以上，所赐例如武职，七品以下银二两、钞五十贯”。同日，最终确定了跟从亲征的文臣人选，“命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常卿杨溥参预机务，赐鞍马，给铠胄、弓剑扈从”，如此全数动用平时在朱瞻基身边被合称为“三杨蹇夏”的所有五位最重要的谋臣，另外还带上了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佐等人，可见朱瞻基及整个朝廷对这次行动的重视。
在经过八月初九一天的紧张准备，审批了广平侯袁容所拟皇帝亲征期间朝中急缓公务的奏报处理程序后，八月初十，朱瞻基就“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然后登上扈从车驾，亲率征讨大军轰轰烈烈地从北京出发，奔山东乐安州而来。
这里无须重复朱瞻基对当天从乐安归来的太监侯泰所作“敌情报告”的态度，倒是应该回头审视一下朝廷在发兵之前的军事部署。如前所述，当时朝廷所掌握的朱高煦的反叛计划应该是，除了在乐安州起兵外，“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反济南为应。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在此，用不着懂得大的战争战略，仅凭普通人天生就该有的一点儿战争意识，朝廷也该针对这个计划，在济南、真定乃至乐安附近的德州方向做出一点军事部署。然而我们除看到八月初四派指挥黄让、内官谭顺等前往淮安，会同总兵官平江伯陈瑄镇守，有防范汉王朱高煦杀向南京的意图外，其他除了加强北京自身的城防及北部边防之外，就只是单纯针对乐安的征伐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朝廷对所“掌握”的朱高煦的反叛计划根本就没有相信，或者根本没拿这个情报当真。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反叛计划是不是朝廷为了主动削藩而故意捏造出来的，而最终由于制定实际的“平叛”部署不能按虚构套路，前后弄成了“两张皮”，才留出了如此破绽。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朝廷的强力舆论渲染，后来的封建正史又基本采用当年的实录资料，这些破绽若不经过仔细审视，往往会被多数人一阅而过，以至于相当多被扭曲了的史实，千百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代又一代人以讹传讹，这是读史人的可悲之处。古今能超越者，鲜有几人！
挥军千里，只为缚得平川虎
除了先派出的由阳武侯薛禄等所率二万前锋兵马外，朱瞻基亲率的征讨大军有多少兵马，《明宣宗实录》没有具体提及。但从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崇信伯费瓛等众多五军都督府高级将领随征的情形判断，兵力最少在十万以上。更有沿途运送粮饷、整修道路所调成千上万兵民，可谓劳师动众，声势浩大。然而整个“平叛”行动的过程却十分简单，那就是征讨大军一路杀向唯一的目的地山东乐安州，而且进军速度不急不慢。去时从八月初十从北京发兵到八月二十抵达乐安用时11天，回程从八月二十四从乐安起驾至九月初六回到北京用时12天（按：宣德元年农历八月为小进29天）。尽管回程走的路线有些不同（选了走乐陵、东光、献县、河间一线相对偏西的道路，有借势转道去河南彰德削平赵王的倾向），但由于中间因雨在乐陵黄家店停留了一天，因斟酌定夺是否转去讨伐赵王在献县单桥多停留了一天，总算起来竟然比去程还略快一点。试想去程是要去“平叛”，应该与“救火”一般，但征讨大军除了最后在盐山发起过一段“冲刺”速度外，前十天基本都是按部就班地昼行夜宿。如此将出征与班师的进军速度做一对照，也可以让人品咂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这次征讨作为一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整个过程却像来回行了一次军，只需画出往返路线那样异乎寻常的简单，难免让人感觉好象做戏一般。这场“戏”的主创、总导演兼主演就是宣德皇帝朱瞻基。
从《明宣宗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瞻基在这次亲征途中一些难掩造作的言行。
一是出征第一天驻跸通州境内，就“谕丰城侯李贤、吏部侍郎郭琎等曰，军行粮刍为重。寇闻大军出，或有潜伏窥我辎重。尔等严堤备，营中夜不得举火。或闻炮声及人马声，宜静以镇之，不可妄动。”而当八月十九，车驾至盐山，得到阳武侯薛禄等驰奏“前军已至乐安城下，高煦约以明日出战”后，朱瞻基却不顾尚书蹇义、夏原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的谏阻，令大军蓐食兼行。当深知朱高煦善打伏击的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等提醒：“前军已至乐安，彼知大军在后，或设伏林莽间，伺我不虞。况百里趋利，军法所忌。请少驻，兵广哨望而后进”时。朱瞻基却说：“况彼以反为名，乌合之众，人怀疑贰。闻大军至凶凶，为计不暇，又岂能设伏御我乎？卿等无过虑也”。日暮过庆云也不停息，连夜急行军经过阳信杀向乐安。从一出征怕朱高煦伏兵，到后来兵临敌境连夜急行军却判定朱高煦不会有伏兵，两相比对，岂不耐人寻味？
二是在八月十二行军途中，朱瞻基骑在马上刻意地向跟随在身边的侍臣发话，说汉高祖刘邦当初封刘濞为吴王，就说其有反相，到汉景帝时果然反了。永乐年间，我皇祖父说朱高煦存有异志，不宜给他大的封国，将他安置在乐安，今天也果然反了。然而当年吴王刘濞反叛，是有汉景帝杀掉其太子，还有晁错要推行削藩作为前因，而我对诸位亲王都非常厚待，对汉王，更因为他是皇父的至亲，待遇尤其厚重，他为什么还要反呢？众臣回答说：“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驯者。”朱瞻基把话锋一转，接着让他们判断一下现在汉王会如何行动，有的说，“乐安城小，彼必先取济南以为巢穴”；有的说，“彼往时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去。”然而朱瞻基非常胸有成竹地说：“以朕计之不然。济南虽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军将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护卫军父母妻子皆在乐安，肯弃之走南京乎？且高煦临事狐疑不决，外为夸诈，中心实怯。今敢猖狂为此，一则轻朕年少且新立，众心未附；二则料朕不能亲出，必遣将来讨，彼得以危言厚利诱之，以侥幸成事。今朕亲征，其新聚之众已胆落，又敢出战乎？况天下无事无故弄兵，以毒生灵天地，祖宗岂容之。大军一至即成擒矣。”而到了八月十七，大军抵达兴济县时，就有逃来“归正”的乐安护卫军校验证了朱瞻基的“英明预见”，除了再次报告了朱高煦所立五军及统领人员并将“择日出兵”外（按，可叹这个时候朱高煦还在“择日”），“又言高煦初约靳荣先往取济南，然不得按察司布政司官之心。继闻大军已出，遂不果行。朱恒（按，为当时的乐安州知州），应天府人，力言宜引精兵趋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众不从。高煦初闻朝廷遣薛禄将兵，喜曰，此易制也。及闻上亲征，始有惧心。”这让群臣听了，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皆叩首曰，“皇上精于料敌，贼不足平矣。”这样的前后呼应，若不是做戏，真让人难以置信。对那位非常适时地前来归正的乐安护卫军校，朱瞻基当即封了官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并让他马上带着榜文转回乐安晓谕民众。细想一下，这归正的乐安护卫军校，未必不是皇帝预先安插在朱高煦那里的人。
三是八月十五，车驾驻跸静海独流镇时，朱瞻基曾派人传敕，提醒打前锋的阳武侯薛禄等，“大军去贼境日近，宜严切堤备，振扬士气，以为先声。今发哨骑五百与尔相接，遇有声息及军中一应机务即驰奏”。八月十六驻跸流河驿时，又命崇信伯费瓛率兵去加强前锋部队，但却嘱咐费瓛说，你去告诉薛禄他们，“高煦以反为名，拥乌合之众，有识者心不附之。此坐成擒耳。”并援引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先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后又亲自率兵平定占据齐地的“齐王”张步的故事，说当时张步的手下闻光武车驾至，对众人说，作为臣子的不应当为了贼虏而失掉君父，（想必乐安军民也不会追随反叛的汉王而与皇帝为敌），让费瓛等“悉心协力，共灭此贼”。可看出，朱瞻基一方面要营造紧张的临战氛围，以让人们相信朱高煦真的已经反叛了，另一方面却成竹在胸，非常有把握朱高煦一方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只能“坐成擒”，个中奥秘，怕只有像神算一样“精于料敌”的朱瞻基自己清楚。
那么，曾经在当年的“靖难战争”中屡经战阵，叱咤风云并立下赫赫战功，此时又正处在四十多岁盛年的汉王朱高煦，最终真的会像朱瞻基所料定的那样，在小小的乐安城里坐等受擒么。假如他真的像朱瞻基认定的那样，已经展开了反叛行动，由于他当年曾跟从父亲朱棣反过一次，具有反的经验，一则必定会有精密准备，二则应该非常清楚在封建社会反叛朝廷最终是什么后果。按常理，他注定会孤注一掷，带领自己的兵马与朝廷军队拼杀一番，哪怕最后困兽犹斗，也会拼上一死或者自我了断。然而最终结果却恰恰如朱瞻基所料定的那样，他竟然一直在乐安城里等到皇帝所率亲征大军到达，未做任何抵抗，就自己出城就擒了，让侄儿皇帝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自己的“平叛”。
城全民安，只身就缚亦英雄
《明宣宗实录》记载，八月十九，朱瞻基亲征车驾到达盐山时，接阳武侯薛禄等驰奏，前军已至乐安城下。朱瞻基不顾众文臣武将的谏阻，立即命令大军向乐安发起急行军，“暮过庆云，夜三鼓至阳信”。八月二十昧爽，也就是拂晓之前，天还没亮的时候进抵乐安城北。
试想，当时的军队，除少数有马的军官和骑兵外，多是靠两条腿步行的步兵，这一昼夜200里左右的急行军该是怎样的情况？现在回头审视朱瞻基在接近乐安这个目的地时，非同寻常地发起如现代体育径赛最后“冲刺”一般的急行军，其当时所考虑的不外有二，一是尽管他明知朱高煦并没有反叛的实际准备，但内心仍惧怕这位昔日曾驰骋沙场的叔王，在三天前已增派崇信伯费瓛所率部队加强了先前阳武侯薛禄等率领的两万前锋部队之后，依然担心一旦朱高煦反抗，他们能否有效控制局面，所以要亲率大军及时赶到。二就是算计好了要趁夜赶到，让朱高煦更猝不及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突袭效果。
但让人怀疑的是，相关记载中没有发现朱瞻基所率亲征大军在临近乐安这段路上遭遇朱高煦方面哨探的情况，却有一句“时庆云、阳信官吏生员皆入乐安城无来朝者”。试想，在中国封建社会，谁不知道“谋反”是顶到天的弥天大罪？谁不畏惧“谋反”不成会遭千刀万剐和诛灭九族的恶果？而哪个谋反者在作出反的部署时，会不远远地派出哨探，预防朝廷的镇压，加强对己方的警卫？如前所述，朱高煦是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狙诈多智”之人，既然确定反了，甚至立了五军都督府，就应该早已相应地做好军事部署，在与北京朝廷相对的乐安以北方向，一定会重点部署连锁哨探和预警系统，并随时验证这个系统有否遭到触动和破坏。即便是在八月初六朝廷“大索乐安奸谍”之后，朱高煦在京城的情报系统遭到破坏，朱高煦也会更加警惕并采取相应措施，起码应增加对北京方向的哨探，绝对不会反将庆云、阳信官吏生员召入小小的乐安城内，一起困守弹丸小城，坐等朝廷大军来征讨。《明宣宗实录》说这句话，用意可能是要说明朱高煦裹胁了地方官员，使他们不听朝廷辖制了，以此作为朱高煦“反”的罪证之一，然而既然皇帝的亲征大军是“暮过庆云，夜三鼓至阳信”，而且是急行军，又怎能让庆云、阳信官吏生员去正常迎驾和朝觐！可见封建王朝以及封建正史，不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不顾忌任何正常逻辑。
《明宣宗实录》接着记载，当时（乐安）“城中黑气黯黪如死灰”，朱瞻基“分命诸将，壁其四门。高煦率叛党伪太师王斌等乘城举炮。大军四门神机铳炮垒发，震如雷霆。其城中乌合之众，环聚城堞，顾望股栗。然迫于威虐不敢引退。从征将士皆争奋请，一鼓拔其城”。但朱瞻基惦念“矢石之下祸及无辜”，不听。经过两次遣人敕谕朱高煦，“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逆党以祸福”，当天就使“高煦狼狈失据，密遣人诣行幄陈奏，愿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躬赴军门归罪”。第二天（八月二十一）就“潜从间道出，为官军所执以献”，使朱瞻基兵不血刃，就达成了这次大规模“平叛”的目的。
一场劳师动众、声势浩大的征讨，竟然以没有实质性交兵和战斗的结局落幕；一个曾驰骋沙场、极富军事才干和经验，并被指称已经反叛的皇叔辈功王，竟然未做任何施展就束手就擒，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堪称罕见，甚至是唯一事例。
那么对先前被朝廷描述得那样狂妄、甚至已经做出反叛部署、“伪”立军政机构并做出人事安排的汉王朱高煦，最终没有出乐安城一步，没杀朝廷一兵一将，面对朝廷大军没做任何抵抗就束手就擒，甚至被指称同意与其一起反叛的其他地方的官员、将领也没有丝毫举动等种种不合正常逻辑的情形，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解析呢？
笔者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可以让人们理清缘由。
一是侄皇帝朱瞻基精于权谋，连续释放障眼烟幕迷惑了朱高煦。这一点可以从朱瞻基自判定朱高煦已“反”的八月初一之后，几次遣人致朱高煦的敕书内容和语气中看出。
第一次是派遣太监侯泰所送，前文已提及，主要是说枚青已经供认“叔有督过朝廷之举”，自己不愿意相信，并考虑是小人离间，“今不得不敷露中恳，以明谗者之妄”。
第二次是在八月十七亲征大军到达兴济县，在让从乐安“归正”的护卫军校带榜文返回乐安晓谕民众的同时，朱瞻基又派人给朱高煦送去一封敕书。其中一层内容是说，先前有人说你反了，我还不信，等看到你的奏折，“知王志在祸生灵，危宗社。朕兴师问罪非得已也。”并质问“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来，事以叔父礼，不亏毫发。今何为而反耶？”二层内容是主动援引了西汉时期的两个案例为朱高煦找开脱理由，说西汉初年的赵王张敖（张耳之子，配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因为谋刺汉高祖刘邦一案而失掉王位和封国，罪谋本来是赵国之相贯高所为；淮南王刘安被汉武帝诛杀，是因其门客伍被促成的。并以“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自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免。若此者多矣。”明示其还可以向属下推脱罪责，有回旋余地和台阶可下。三层内容是以军威相迫，为朱高煦指明出路，晓以利害，特别是若抗御不从的严重后果。《明宣宗实录》的原文是：“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封国，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甘与小人同死生，或出兵拒敌，或婴城固守，图侥幸于万一，能终保其无虞乎。乌合之众，少有不利，大军乘之，即成禽矣。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以来献，至此之际，王何以施面目。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读书知古，今转祸为福一反掌之间，其审图之。”
从这封敕书表达的意思看，好象只要朱高煦从手下找个替罪羊，就可以被既往不咎，不仅可与侄皇帝“恩礼始终”，而且可仍“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封国”。然而，从前面的所有叙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朱瞻基此番大举亲征，目的就是要剪除他的夙敌和心头之患朱高煦，这些话毫无疑问是用来迷惑和麻痹其叔王的。
第三次是在兵临乐安城下后，朱瞻基又遣人敕谕朱高煦。在他已以绝对优势兵力把朱高煦围困在弹丸小城之中，牢牢把握胜券之后，他用不着再放烟幕弹，直接说“今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卫、所、府、州、县官邓真等，并尔护卫军校余丁枚青等，民人王土富等五百余人奏尔反逆，朕皆未信。及览陈刚赍至本上，诬先帝遂及朕躬，尔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计，亲率问罪之师已至城下。尔不来朝，亦不遣护卫及王府官出见，是负固不服。今以诚心待尔。尔能战则战，不能则诣军门面陈尔情，庶得保全始终。如怙终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时再次派人敕谕朱高煦，说明前敕该说的都已经完全明白，无须再申明，让他仔细斟酌考虑。这两次敕谕虽然都属于最后通牒，但仍有你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到我军门前当面解释清楚，还可以“保全始终”的活扣，可以最后麻痹朱高煦，使之不选择拼死抵抗。
二是汉王朱高煦自己决意要“保全始终”。由于封建正史都只讲一面之理，我们无从看到另一方的陈述和解释，于是只能揣测。尽管有无数人重复说过“历史不能揣测”，但对于只讲一面之理的封建正史，对于其中一些明显不合常理、不符合逻辑、有明显破绽的记述，进行必要的推理和揣测是必须的。因此笔者认为，“历史不能揣测”不能绝对化，如果被作为绝对化的定理则必须颠覆。否则，历史就无从研究，一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就无法被恢复本来面目。
从封建正史言之凿凿地说朱高煦反了，而本具有造反和丰富军事经验的朱高煦，却直到皇帝率领亲征大军兵临城下丝毫无具体行动的反常情形来看，我们有理由质疑封建正史所开列的宣德元年八月初一以来朱高煦的谋反罪证，有极大可能都是朱瞻基以及手下一班臣僚为削藩捏造的。而只要这些罪证都属于捏造，那么，还原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朱高煦在宣德帝朱瞻基即位之后，对他表示的一系列善意的姿态都是出于真心。因为他作为一个懂得兵要的军事人才，自被贬至乐安小城之后，就应该明白了自己已经是虎落平川，大势已去。况且他若真的一直想反，也应该自永乐十五年被徙封乐安后蓄谋七八年之久，选择在朱高炽驾崩，皇位处在交替的非常时期起事，而不会等到侄皇帝即位一年多，各个方面相对稳定了之后。在明知反已经几乎没有成功可能，而自己依然享受着王的尊贵，并已经有了十个儿子，从哪一方面考虑，朱高煦都应没有了反的道理。惟有与侄皇帝调整好关系，才可以两下相安，延续富贵。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侄皇帝好象得到什么误解，亲率大军到达乐安之后，他才决计以只身出城就缚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未反。至于朱瞻基早已坐死了他谋反的罪名，只以让他当面陈情作为诱降策略，那是朱瞻基一方的事。
三是以一己之身，换得多数部下和乐安城百姓的平安。前面说过，朱高煦自小应该算是行伍出身，古往今来，武侠仗义一直是军队将领凝聚人心、抱结成团，形成战斗力的灵魂。从当年“朴戆鸷勇、敢战深入”且从不与人争功的丘福等一班武将与之交好，并一致拥戴的情况推测，朱高煦应绝非封建正史所描述的那种“勇悍无赖”之人。在朝廷征讨大军兵临城下，侄皇帝一再发出最后通牒之际，他以“愿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躬赴军门归罪”，求得了一夜的时间，这一夜即便如正史所言，“高煦尽取积岁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毁之，城中通夕火光烛天”，也可以想象他一定会反复斟酌思忖许多事情，包括他如率部属拼死抵抗所可能面临的后果，那就是无谓地让追随他多年的护卫军士和乐安城的百姓遭受屠戮。尽管作为武人都明白，“战死”要比受缚被处死痛快得多，但朱高煦最终没有听从其属下王斌“宁一战以死，不可为人擒也”的劝谏，而选择了只身出城受缚。此举最现实的结果，就是换得了朱瞻基“下令城中，罪止坐同谋者，胁从者勿治”， 除“与之同谋者数人罪不可赦。其余军民被胁从者一切不问”，让乐安城的军民免遭兵燹和屠戮。根据当时朝廷“乐安千户所、乐安州及所属诸县官吏与亡赖民悉从之”的判断，还有事后皇帝朱瞻基“此州之民几陷于叛逆”之语，可以想见，若朱高煦当时不只身就缚，乐安百姓以及乐安千户所、乐安州及所属诸县官吏将会得到怎样的结局！
如此想一下，乐安城的百姓以及他们的后人，不仅不应该顺着封建正史去骂、去贬汉王朱高煦，而是应该感谢他最后的保全。
在阅读相关明史资料时候，笔者发现在《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即记载明成祖朱棣的实录）中，有一段记载朱棣发起“靖难战争”前的话，在此转引一下，可像镜子一样，让人两相对照：“（建文元年）六月，谢贵等以在城七卫并屯田军士布于城内，填溢街巷，逼围王城外墙。……指挥张玉、朱能等泣曰：外势若此，诚可忧。臣等坐为鱼肉矣！上慰遣之曰，我与若等奉法循礼，何有不臧？今外虽讻讻，久当事定。毋布也。……未几削爵诏下，玉等复泣曰：今少昏蒙，奸臣执柄，谋害宗藩，图危社稷。立未几时，诸王芟夷殆半。臣属皆诬以大逆，诛戮妻孥及于宗族，可为寒心。殿下居国何有过失，一旦无衅而削名爵，兵刃四集，事危势迫，祸不可测。殿下坐以待之，臣等死无足惜，但伤太祖高皇帝创业艰难，封建诸王相传万世，陵土未乾而诸王蒙患，国除身灭。诬以不轨之名，他日谁为雪冤，受屈万世。殿下纵爱其身以守区区之小，谅柰高皇帝、宗庙、社稷，何况身亦未必能保也。上亟止之曰，今虽削吾爵，中诚犹或可白。若等慎勿妄言，言出祸随，是自取族耳。玉等复泣曰，谁不爱其死，臣等宁死于殿下之前，不忍死于奴隶考掠刀锯之下。言讫，悲不能止。上执玉等手曰，保无他虞。复慰遣之。”
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做全文翻译。值得指出的是，文中的“指挥张玉”，就是最先揭发汉王朱高煦“反谋”并作为此次朱瞻基亲征大军军事主将的英国公张辅之父。时隔二十七年，父子俩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而其中“诸王蒙患，国除身灭。诬以不轨之名，他日谁为雪冤，受屈万世”一句，尤为震耳，这句没有在朱棣身上印证的话，在二十七年后竟然印证在朱高煦身上。
我们常说“大丈夫应能屈能伸”，一位曾经勇猛善战、叱咤疆场的功勋王爷，最终能甘忍“国除身灭。诬以不轨之名，他日谁为雪冤，受屈万世”， 甚至甘落猥琐胆怯之名，以只身主动出城就缚之举，换得了封地多数军民百姓之安，这也是大气度，也算是大英雄！
力摔皇帝，浴火赴死不偷生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的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于谦。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然而，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一面让人把以群臣告发他谋反的劾章让朱高煦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或许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就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
在此期间，九月十九日，朱瞻基还将原来在乐安附近的军队进行了调防，将青州中护卫分拆到辽东各卫，将原乐安千户所调去了甘肃。
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然而，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自己的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自己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因此，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出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都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
《明史》在“朱高煦传”的最后，只以“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九个字写了朱高煦的结局，但却没写朱高煦最后是怎么死的。根据《明宣宗实录》中，在宣德四年四月，还有作为朱瞻基叔爷爷、在朱棣“靖难”初期援以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精锐骑兵的宁王朱权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听，伏望赦免”的上奏，似乎可以推想，朱高煦在被囚禁的状态下又活了两年多。曾经叱咤风云，如今身陷囹圄成为“笼中虎”的他，如果再遇到自己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该会有怎样的反应？
朱高煦被以“谋反”罪名押至北京后就被削去王位，废为庶人，关在朱瞻基专门给他建的牢舍内，名之曰“逍遥城”。对他的最后结局，《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比较具体：“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其中“熟视久之”四字，不仅写得活灵活现，而且非常耐人品味。
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用当今人们习惯用的通俗语言白话一下，说的是已经是庶人的朱高煦被锁链拴着，囚禁在皇帝在大内专门给他建造的逍遥城内。或许是在接到叔祖父宁王朱权为朱高煦求情的上奏之后的某一天，皇帝朱瞻基内心有些郁闷。因为在叔祖父的这份奏折里，也倚老卖老，公然直接拿宣德元年八月的事情借题发挥，指责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违背祖制，但他却不能接二连三，再像当年对待叔王一样，也给他戴上个谋反罪名，把这位爷爷辈的有功王爷也“武定”了。作为一国之君，内心窝火却没处撒，油然让他想起该去看一下已经被自己关了两年多的亲叔叔。当他出现在被锁链绑缚的朱高煦面前时，可以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熟视良久”四字，说明他们之间用眼神对了很长时间的话。一个说：“你这个坑爹的小子竟然如此阴损，说让我解释，却直接把我骗了来绑在这里，硬按上谋反的罪名，还冤杀了那么多人，简直是禽兽不如，是个人渣！”一个说：“你当年不是挺有能耐么，敢与我争太子位。现在我是皇帝，你再有能耐，却已经成为我的阶下囚。”一个说：“你这个不讲恩义的东西，当年若不是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助你皇爷爷打下了江山，现在的皇帝还不知是谁呢！哪轮到你这个畜生！”一个说：“你别嘴硬。现在我就是皇帝，不仅可以把你绑在这里，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杀你就什么时候杀你，还有你的老婆孩子！”话说到这里，性情本暴烈的朱高煦已经怒不可遏，冷不防地伸腿一扫——尽管他带着脚镣，但由于他自幼练武，加上把多年的积怨、满腔的怒火都凝聚于这一腿部动作上，一下把不可一世的皇帝朱瞻基摔出老远，跌了个嘴啃泥。一帮随从赶忙一边按住朱高煦，一边扶起恼羞至极的朱瞻基。但朱高煦力大无比，几个侍从用尽全力也按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朱瞻基一边躲闪，一边想起宫殿门外有重达数百斤的消防用大铜缸，立即命几位大力士去抬了一口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朱高煦反扣在了大铜缸之下。没想到，膂力超常的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横冲直撞，朱瞻基情急之下，竟生出极端阴损的杀机，命人将宫中囤积的木炭搬来，把被扣在铜缸里的朱高煦堆埋起来，然后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炭点燃。眼见着炭火熊熊，越烧越旺，青烟弥漫中，大铜缸由最初的剧烈摇晃到慢慢塌陷、熔化，可叹与当年被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同为火字辈的朱高煦，就这样在烈火中得到了他的归宿。
除掉朱高煦之后，朱瞻基还要斩草除根，接着把作为他婶子和堂兄弟的朱高煦的正妃韦氏和所有十个儿子统统杀掉。朱高煦一生共生有十一子，除第一子朱瞻壑因在永乐十九年八月夭亡，被谥封为懿庄世子外，第二子朱瞻圻，洪熙年间因告发父亲被发配去守祖陵，未封王，第三子朱瞻坦，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被封为汉世子，第四子朱瞻垐，永乐二年被封为济阳王，第五子朱瞻域，永乐二年封临淄王，第六子朱瞻垶，永乐二年封昌乐王，第七子朱瞻墿，永乐二年封淄川王，第八子朱瞻坪，永乐二年封齐东王，第九子朱瞻（土+长），永乐二年封任城王，第十子朱瞻壔，永乐二年封海丰王，第十一子朱瞻垹，永乐二年封新泰王。他们和自己的母妃具体是怎样被杀戮的，史书没有记载，大家尽可以去想象。
就这样，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最后的结局是惨遭灭门。而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尽管他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三个儿子）中的一支终遭灭绝，也是他付出的后续代价。
嫡长继承，浅薄愚昧遗祸多
写到这里，或许有的读者会说，你这人可真够狂妄了，竟敢以写反角的笔触来写皇上！我想说，站在现代文明民主社会公民的角度，对多数封建专制独裁的皇帝，就是应该以批判的角度去写。如今许多影视文学作品，完全以正面、欣赏、赞美甚至溢美的笔触去写历史上的一些皇帝，实质上是扭曲了现代文明民主社会应该坚持的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在传播一种早已该屏弃的文化毒素，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有害的。
当然，从整个明朝的历史来看，宣德皇帝朱瞻基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称得上是一个“守成之君”。他在位的十年加上其父明仁宗朱高炽在位的一年，算是明朝内外形势相对安定的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然而，若仔细分析所谓“仁宣之治”，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明成祖朱棣所打下的基础上的延续发展，没有什么能称得上开拓性和建设性的举措。因此，史学界很少有人会把所谓“仁宣之治”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等同起来。
回过头来再说朱瞻基削除其叔王朱高煦这件事，或许从维护皇朝的长期政治安定，根除藩王拥兵造反这种祸乱根源的角度来看，通过剪除汉王来逼迫赵王等交出护卫兵马，可有效避免国家再次上演“靖难战争”那样的内乱，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对这件事的动机和性质不能给予全面否定。然而对朱瞻基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不能给予称赞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一些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伪善的面孔遮掩下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还有令人发指的违背人伦、泯灭人性的残酷与血腥，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类必须揭露、批判和唾弃的。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皇权，最容易催发和孳生人性中的一些原罪和邪恶的东西，并使之借助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皇帝，无所顾忌地肆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和百姓。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无一不受这种制度本身的影响和毒化，只是程度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而已。不能因为某个皇帝具有文治武功，拓疆扩土，就一味地被封建正史牵着鼻子走，对他的人格、对他的一生，对他的所有事情给予全面肯定甚至美化。如果这样，一个现代民主文明社会的公民，实质上就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倒退一百多年，退化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臣民。因此，当如今的人们经常被一些极具现场感的影视作品引进满耳充斥着“皇上驾到”，“皇上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声音，仿佛自己正在直面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幻梦之中的时候，不要以此为愉悦，而应感悟到这是一种悲哀。
在这篇文字的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来审视和检讨一下酿成“靖难战争”和朱高煦悲剧的嫡长继承制。这一制度的基本规则就是，无论怎样，都以皇帝的长子，而且是正宫皇后所生的长子为皇位的继承人。这一规则看似简单，可以排斥其他不符合条件的觊觎者，以确保皇位传承的稳定性。但其实非常浅薄，非常原始，非常拘泥死板，非常容易被一些难以预料的反常因素所打乱。而且这种只以先天血统为准绳的确认方式，排除了继承人的后天才干因素，极易因为继承人的遗传和天赋缺陷，牵累整个国家。因此这种制度堪称愚昧至极。然而，草莽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嫡长子朱标先他而亡，已经暴露出这种制度的缺陷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哪怕抱残守缺，也要固执地坚持从嫡长系传承，结果酿成了“靖难战争”。而本应清醒的明成祖朱棣在从侄儿手中夺得江山之后，竟然鬼使神差地再次重蹈覆辙，最终报应性地酿成了孙儿皇帝杀叔的悲剧。
实际上在朱棣还没有离世之前，他所确定要尊奉的嫡长继承就已经显露出了危机。因为朱瞻基本人属于“艰子”型的男人，大婚七八年，直到立他为皇太孙的祖父朱棣、立他为皇太子的父亲朱高炽先后驾崩，也没有生出个儿子来。直到宣德二年十一月，他的邹平籍孙贵妃才给他生出了第一个儿子朱祁镇。在迫不及待地把这位皇长子立为太子之后，他又废了没有生育儿子的胡皇后，将孙贵妃立为皇后，才勉强地“追认”了太子朱祁镇的嫡长地位。第二年，他的另一个妃子吴氏（后被册为“贤妃”，有一说本是他叔父朱高煦的宫人）又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朱祁钰。然而后来，或许是因为被叔王朱高煦最后那一脚踢伤，或者受惊吓；或者真如中国人信奉的报应逻辑，他因为残酷地屠戮了亲叔父一家而损了阴德，折了阳寿，非但再没有生出个儿子，反而在不满三十八岁时就在大正月里急病身亡了。
朱瞻基不满三十八岁病亡，就使得他的儿子朱祁镇（明英宗）成为明朝嫡长继承制下第一个冲龄即位的小皇帝。这个小皇帝成年后不久就惹出了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塌天大祸——“土木之变”，自己被俘，不得不让其唯一的庶出弟弟朱祁钰（景泰帝）坐上了皇帝宝座。尽管在让朱祁钰做皇帝之前，孙太后为不改嫡长继承原则，先把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但这个朱见深因非朱祁镇的钱皇后所生，而是周贵妃所生，也算不上正宗的嫡长。
后来朱祁钰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曾废了侄儿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从储位层面再次上演了一场与侄儿争位的闹剧。再后来又因为自己的儿子夭折，自己生病却拒绝恢复侄子的太子地位，导致“夺门之变”和朱祁镇的复辟，自己不满三十岁病亡。就此，曾经灭了爷爷所传三支中的一支的朱瞻基，在时隔三十年后，自己所传的两支就绝了一支。而朱祁镇在二度当上皇帝之后，也不长寿，在从弟弟手中夺回皇位七周年的前夜，以与父亲朱瞻基同样的三十八岁年龄在大正月里急病身亡。
再后来继承皇位的朱见深（明宪宗）就更加不堪，由于宠幸大他十七岁的万贵妃，造成宫闱祸乱，第一、二个儿子夭亡，后来被立为太子的是他与一个与管库房的宫女生的第三子朱祐樘（明孝宗），已经无法执行嫡长继承。
朱祐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一生只有一个老婆的皇帝，他与张皇后生育了两子一女，后面的两个却都在一周岁多夭折。长子朱厚照（明武宗）虽为正宗嫡长，却是单传。即位后行为荒诞，不仅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两次宗藩叛乱，而且年仅三十一岁就把自己玩死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就使明朝的嫡长继承制彻底被颠覆。没办法只有选朱祐樘的弟弟兴王朱祐杬（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当时已就藩于湖北安陆）的长子朱厚熜来京即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这样的一次从外藩中回选皇位继承人，实际上等于将前辈皇帝朱祐樘传位给朱厚照这次回光返照般的嫡长继承，宣布为无效继承。
朱厚熜进京即位后，为确立自己的名分，坚持追封自己的父亲为皇帝，与朝臣们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大仪礼”之争。然而他在位45年，不仅他先后封的几位皇后没有给他生出儿子，阎贵妃所生长子早夭，先被立为太子的次子在二十岁死去，最后只能由先前已经被封为裕王的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明穆宗。
朱载垕即位后，由于正配李氏（先前名分为裕王妃，朱载垕当了皇帝晋封为皇后）为他生育的嫡长子早在五岁时夭折，第二子也不到一岁而亡，他在位六年，三十六岁晏驾，继承人是李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翊钧 (明神宗)。
朱翊钧六岁被立为皇太子，十岁即位，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他在位48年，陪伴他终生的皇后王喜姐却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其他生育儿子的妃嫔为争夺储位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最后得以即位的虽然还是由王恭妃生育的长子朱常洛（明光宗），但这位历尽宫闱政治斗争艰险、三十九岁才得以登极的新皇帝，即位不满一月，就因先后服用了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进的泻药和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红丸，而一命呜呼。接替他的是生母仅为“才人”、养母仅为“选侍”身份的长子、16岁的朱由校（明熹宗）。
朱由校却是一个性喜"椎凿髹漆"之事，热衷于木工的大顽童，在位期间造成朝政大权旁落于宦官魏忠贤之手，在明朝国难当头、内乱外患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使宦官专权达到顶峰。更可叹的是，朱由校生有三男二女，却无一长成。不仅皇后给他生的嫡长子朱慈燃，一出娘肚子就是死胎，次子朱慈焴、长女朱淑娥、次女朱淑嫫均早早夭折，还让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乳母客氏把混有身孕的张裕妃害死了。唯一存活下来的三子朱慈炅，也在天启六年端午节次日（1626年5月30日）上午离奇发生的王恭厂大爆炸（该爆炸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6月30日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中被吓死。朱由校本人仅活了23岁就病死了，临终时只能留下遗诏，立自己的五弟信王朱由检为皇帝，即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
又过了十七年，大明王朝就灭亡了。
在我们将明朝的整个皇位传承情况罗列出来之后，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他们不惜冒让子孙互相戕害之险，付出极大代价而坚持奉行的嫡长继承制，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后来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对这种迂腐、愚蠢、浅薄、拘泥制度的无情嘲讽。这种制度所带给国家、带给民族、带给百姓，也包括带给皇族内部的祸患，可谓罄竹难书。
笔者在为撰写这篇文字梳理相关明史文献资料时，每当掩卷沉思，总难免感喟，质疑当年的皇帝及身边那么多不乏智慧和韬略的谋臣，为什么那么多年愚顽不化，僵死守旧，抱残守缺，除了拘泥地坚持嫡长继承，却设置不出哪怕在皇族内部的成年人中间选贤任能的皇位传承制度。归咎其原因，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所具有的极端狭隘和自私的本性。假如在任何一个可以调整的历史节点上，他们能够不那么拘泥，或许就可以推动一点历史的进步，避免一些祸乱的发生。
最后回到有可能遭受某些读者质疑的本文的题目，可以说，对本文题目的斟酌一直贯穿于整个撰稿过程。斟酌推敲的关键，在于“英雄“二字的使用。许多年以来，史学界一直有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某些具体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发挥的作用。本文所写的朱高煦，就是一个在几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人物。从本文列举的客观史实可以看出，如果当年没有朱高煦，历史就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所以不能否认，朱高煦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尽管封建正史说他在后半生变成了“反贼”，然而穷究历史，我们却可以得出朱高煦是背有“谋反”之名，并无“反叛”之实。因此，对坚持“成王败寇”逻辑的封建正史给他戴上的“反贼”帽子，我们不能盲从。试想，如果当年朱棣在夺得皇位后，若真的兑现了先前对本“以为类己”的朱高煦的诺言，屏弃拘泥的嫡长继承，让朱高煦当了皇帝，中国历史上是否会再出第二个“永乐大帝”也未可知。那么，封建正史该会怎样写？永乐之后的中国历史又会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