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日报记者：王光磊
我们貌似存在着这样一种思维惯性，由于近百年来的落后屈辱历史，使得我们向前发展常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落后的程度，并以此制定发展追赶战略。
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为《中国能赢：中国政治自信从何而来》所作序文中指出的，受冷战后西方政学两界宣扬“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把中华体制视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现象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是否模仿西方政体问题。但中国以往六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又是因为什么？
如同欣赏油画，审美需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而审丑则需尽量近距离。国内学人近距离观察中国，能看到很多丑。在海外长期生活或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学人，往往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有信心。
政治制度对比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特别是在西方价值观、理念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对中国成功的经验做法进行理论总结，为中国模式正面辩护并取得成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现在有一位旅居法国10余年的滨州老乡，凭借他对中西方政治制度运作的熟稔与比较研究，明确指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六大优势，给了我们看问题的另一种重要视角。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他对伴随中国走向成功的政治制度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有用而且及时。
宋鲁郑，曾经的滨州市发改部门干部；2000年赴法留学，后获里尔高商硕士学位；之后曾相当一段时间在法国以经商为主业，头上还顶着一大堆兼职——山东同乡会副会长、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山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到现在则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已经跻身该领域最重要的学者行列。
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祖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宋鲁郑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侨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BBC中文网等海外媒体，国内《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求是》杂志社以及旗下的《红旗文稿》、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参考消息》，以及《北京日报》、《广州日报》、《钱江晚报》等，经常就国际政治中有关热点问题向其约稿或转载其博文。更是央视、北京电视台、上海卫视、深圳卫视、香港凤凰卫视的常客。
一、在西方为中国政治制度优势辩护
看宋鲁郑的文章，动辄论述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当然，最多的是中法关系。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一位学者，关注这些还好理解，然而那时他不过是一个商人，这些林林总总的庞大“关系”究竟与他个人利害有啥关系？
“人一出国，个人就打上了国家标签。国家的进步会折射到你的身上，别人对中国的责难也会折射到你的身上。只要说到中国，身为中国人就不可能置身事外。”宋鲁郑说。
刚到法国的时候，法国人问他“哪儿人”，他一张口就是滨州人，甚至连自己是山东人的意识都没有。很快他发现，在法国，人家看到一张东亚面孔，首先想弄明白你究竟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至于你是滨州人还是广州人无关紧要，在外国人眼里统统都是中国人。
在国内，一般情况下，国家的事往往被看成政府的事或者上边的事；而在国外，个人日常的工作生活都背着国家标签，“所以说出国的人反而与国家关系更密切，反而更关心国家大事”。
他除了积极参加山东同乡会、旅法中国同学会的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创办联合了大陆、香港、台湾旅法知识界人士的巴黎文化沙龙，定期组织聚会，研讨世界性热点话题。他自己的兴奋点是国际政治和两岸关系，立论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至上”，目标是捍卫中国国家利益。
▲宋鲁郑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合影
从山东滨州到法国里尔，近距离观察法国精英社会
2000年，结束在滨州市发改部门10年工作生涯，放弃体制内让人羡慕的工作，前往法国留学，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宋鲁郑而言，这需要他一切从零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这份勇气让人钦佩。
“当时就想换一个环境，了解一下未知的、充满挑战的世界，想多一种体验。”16年后，11月18日在滨州日报社一间会议室里，已过不惑之年的的宋鲁郑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的选择。
据他介绍，当时的法国刚刚对中国开放留学生教育，虽然还没有奖学金，但有各种各样的生活补助，比如住房补贴等，而且在法生活费用不算太高，对那个时候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国内工薪家庭来说，也能够承受得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有朋友，能照应一下。总之，考虑到多种因素，就去了法国。
至于为什么选择里尔高等商业学院攻读物流专业硕士学位？宋鲁郑事前有过一番思量：
在法国，高商属于精英教育，应该说是法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色，要想在法国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进入他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所以，尽管当时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里尔是法国北方重要城市，是诺尔-加莱大区的首府，坐高铁不到一小时就能到巴黎。在里尔的学习生活，除了让宋鲁郑初步具备了立足法国的资本，对他此后的发展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总结起来有两点。
“一是让我了解了他们培养社会精英的这个教育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再就是通过跟法国同学的接触，了解法国精英社会的状态，这对我了解法国社会，特别是精英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他眼中，法国有一点跟中国非常不一样，那就是精英和大众的划分非常清楚。“大众不想成为精英，精英也不想变成大众，不像中国社会有望子成龙的概念，再普通的家庭也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风。我们有时会说中国有阶层固化问题，其实西方国家阶层的分界是很明显的，美国还好一点，但现在阶层分化也很明显。”
对此，他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上他们就有精英阶层，也就是贵族阶层存在，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教育体系。
就前者而言，宋鲁郑认为，“贵族阶层要想存在，必须是世袭制才可以。受改朝换代和科举制等影响，我国传统上没有固定的精英阶层存在，一直是流动状态。但西方不是这样，据说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五分之三的贵族被杀掉了，但是过了一百年，你会发现统治这个国家的还是贵族阶层。因为当初贵族家庭的父亲被杀掉了，但最后儿子会子承父业。”
对于后者，宋鲁郑认为，西方的政治精英培养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是通过组织部一层层地选拔。他们的精英是从小就上贵族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他们的总统几乎都是从少数几所学校出来的，如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美国的哈佛大学等。
从法国电邮群里兴趣之作，到《红旗文稿》封面头条
宋鲁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写文章的。“那时候，生活已经稳定，也有时间和心态思考一些跟日常生活问题没有关系的事情。经济危机爆发，商机无多，闲散之余，便开始诉诸笔墨，没想到一炮走红巴黎侨界，倍受鼓励。”
当时朋友之间有一个电子邮件群，宋鲁郑把写好的文章发在群里，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篇有关达赖的沙龙内部交流文章让他一炮打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不顾中国政府反对，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美国国会还向达赖颁发了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勋章”。然而，得到美国撑腰的达赖却在美国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希望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他所谓的西藏问题。
世人对于达赖向中央政府示好的举动感到惊奇，宋鲁郑针对达赖这一反常举动撰写文章，核心观点是：这说明时间已不在达赖这一边，大陆越来越强，达赖的筹码越来越少，留给达赖的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在达赖这一边”一说，让众多研究达赖的人如梦方醒，其后，“留给达赖的时间不多了”几乎成为一个“基本定理”，很多文章将这个观点作为立论依据之一。
这篇文章在法国华人圈子里被广泛转播、议论。不知怎么的，被当时《欧洲时报》的一位副社长看到了，就到处打听谁是宋鲁郑，辗转联系到后，征得宋鲁郑同意公开发表了上述文章，同时邀请宋鲁郑给《欧洲时报》撰稿。
许多《欧洲时报》的读者以为宋鲁郑可能有大背景、大来头，纷纷打电话问《欧洲时报》：“这位宋先生是干啥的？”
宋鲁郑介绍，《欧洲时报》是欧洲第一大华文报纸，总部位于法国，它的层次在华人心目中是比较高的，类似于国内的人民日报之于中国。“当你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这样一个层次的报纸的副社长突然找到你约稿。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说。
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日报驻巴黎分社社长看到宋鲁郑的文章后，又是到处打听。见面后，邀请宋鲁郑在人民网开专栏。“往常都是一流学者才能在人民网开设专栏，而且开专栏撰稿是有稿费的，能有这样的待遇，很受感动。”
突然有这样两家重量级报纸向自己伸出橄榄枝，宋鲁郑此时内心既激动又不是很自信。“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国外像我这样的人比较少，因此才格外受重视。”
转折点是在2008年。当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被全世界视为中国崛起的象征，然而就在这一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价值观外交思想泛滥，在他们眼里，凡是不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都是错的，借北京奥运甚至达赖批评指责中国的新闻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也积极呼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大唱赞歌。
作为一个有国内工作经历、了解自己国家发展进步的中国人，宋鲁郑当仁不让地对西方尤其是法国舆论对中国不公正评论进行澄清和回击；作为一个研究过西方政治并且融入西方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他发现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对西方观念和政体的理解太片面、太理想主义，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计脱离中国实际，有损国家利益，忍不住撰文与他们论辩。
当年11月，《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文稿》的一位编辑与宋鲁郑联系，说看到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问能否按照这个思路再系统地扩充一下。“在《联合早报》发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点，全文只有千把字。”宋鲁郑坦言。
时隔不久，2009年2月，《红旗文稿》以封面特稿的形式推出了宋鲁郑撰写的万字长文《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红旗文稿》原名《内部文稿》，是个高端理论刊物，发行范围有限，但是这篇文章在网上一挂，尤其是新华网在头条位置挂了一天，动静就大了，法国驻华记者以“中国官方媒体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引起外界猜测”为题发布了消息。
令宋鲁郑意想不到的紧跟着还有。2009年3月18日，《参考消息》以整版的形式全文转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从小带着崇拜的眼光看《参考消息》，突然它整版转载了自己一篇的文章，真的很不可思议。”宋鲁郑说。
《红旗文稿》《参考消息》接连重磅发表自己的文章，对宋鲁郑而言意义重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宋鲁郑意识到，自己可能就适合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从此转型做学术研究，专注于中西政治制度对比研究。
应邀到法国国民议会辩论“韬光养晦”，消解“中国威胁论”
因为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身为普通商人的宋鲁郑在法国人眼里变得不普通了。
2009年4月29日下午，法国国民议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崛起战略“韬光养晦”的辩论。宋鲁郑以《欧洲时报》网专栏作家名义应邀参加，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韬光养晦：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为题，用法语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和辩论。
法国参议院召开辩论会，是基于西方包括法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基本想法：中国韬光养晦战略是暂时的，将来强大了可能会改弦更张。
宋鲁郑告诉法国人：中国崛起不是日德模式，是美国模式。所谓美国模式：第一，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从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与现存列强合作。第三，在列强的邀请下参与国际事务，并接受世界领导权的转让。至于中国未来崛起后，也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一是共享领导权，不是独享，原因在于没有民族和宗教相同的盟国；二是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强盛了也不会扩张，可能会显示强大，但是没有贪欲；三是从现实角度对世界没有形成威胁。
在辩论会上，有人质问：既然中国不会成为威胁，那么为什么中国军事的预算不透明？宋鲁郑回答：“美国预算很透明，但美国却是冷战后发起和参与战争最多的国家。显然透明与否与是否发动战争无关，更与威胁世界与否无关。”
事后反馈，法国人认为他讲得有道理，但是仍然对中国很担心。中国有句老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西方人也是这么想问题。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如此不同，中国的块头又如此之大，块头大就是一个威胁。
宋鲁郑说：“你不了解中国，我给你解释；你无端指责中国，我就用你的逻辑进行反击。”
中国反对萨科奇会见达赖，有法国记者对宋鲁郑说：“中国不能决定法国总统见什么人。这是他的自由。”宋反问：“中国领导人能见本·拉登吗？”法国记者说：“当然可以。”宋问：“可是中国见了，美国会是什么态度？”法国记者答：“当然是反对了。不过，达赖和本·拉登可不一样。”宋说：“怎么不一样？本·拉登在阿拉伯民间许多人眼里可是英雄啊，有很高的支持率。”法国记者只好说：“这倒是，这倒是。”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宋鲁郑也有他的“不得已”，那就是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的基本责任。
中法建交50周年研讨会上，一番反问驳倒法方无理要求
2014年是中法建交第50周年，当年3月，两国外交部在法国巴黎共同主办了一场研讨会，宋鲁郑作为惟一一位法国华人参会。本来是谈的中法关系，会场上突然有法国外交人员和部分学者提到了俄罗斯问题，认为中国应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作出贡献。
这个突发的“跑题”，中方并没有回应。看到这种棘手局面，又一次“不得已”的宋鲁郑作为民间学者，第一时间站了出来：“你们很多人提出来中国应该参与斡旋乌克兰危机，但是这个危机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吗？对于东海、南海问题，中国是否也该请你们也去斡旋？”
问完之后，竟没有人回答。“就一下子把他们堵住了，把问题踢回去了。”
紧接着，宋鲁郑还提了一个事件，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去德国访问，想去参观当年的集中营。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说德国不想卷入亚洲的问题。当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谁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去看集中营，针对的是二战期间的日本。
“这样说的话，你们欧洲惹出事来，凭什么让我们中国去参与斡旋？”
宋鲁郑的一番反问，使得与会人员意识到这个话题的不合理性，显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强词夺理。会议休息期间，中方和法方都有人给宋鲁郑点了个大赞：“你的问题提问得非常好！”
二、指出中国政治制度六大优势
我们一般是以专著作为衡量评价一位学者在学界地位与影响的主要标准。除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究竟有什么好？》《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等鸿文，对于宋鲁郑而言，可以说《中国能赢》三部曲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
▲2015年，宋鲁郑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通过中西政治制度对比研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有六大优势
从2012年到2015年，宋鲁郑的《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中国能赢——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能赢——中国政治自信从何而来》三本文集相继出版，系统总结梳理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思考与研究成果。
当下，个别国内学者习惯于以西方为坐标评论我国政治制度，宋鲁郑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其实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着政治体制因素。
他认为：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放到全球政治、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审视，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宋鲁郑通过比较分析撰文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有六大优势：
一、较西方几年选举频繁轮换的短命政府，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二、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三、依靠中国的制度可有效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遏制腐败的泛滥。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选举需要钱，需要大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是民主制度下的刚性腐败。而国内的腐败是人性的贪婪和收入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督所致，不是刚性的。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执政党和在野党可以互相推诿。五、中国制度较西方制度的优越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后者的人才培养和使用，随政党轮替而“间歇”，形成人才浪费。六、中国制度优势在于可体现和代表全民利益，西方制度则为了选举只能适应某些利益群体的诉求。
这一论断在国内反响很大，传统媒体、网络媒体都进行转载。有人写文章称赞：“真是一篇多年不见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论点鲜明，论据有力，敢逆势而为。”
记者与宋鲁郑开玩笑：“在法国那么多年，咋没有被洗脑？”
宋鲁郑回答：他是很相信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效果不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检验政治制度的标准。他进行政治制度比较的依据就是实际社会效果。
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我是反对以民主和专制来划分政治制度的。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的词语，而且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工具。我更愿意从执政效果来划分，即是良治还是劣治。”
实事求是地说，在网上也有不少对宋鲁郑的人身攻击。“对于这些人身攻击，我基本上是当作了解国情的一种方式。我曾经跟别人说过，‘你看他们是怎么对待一个不同观点的’，这种状态下，怎么把西方民主搬过来？西方民主都包容宽容不同的观点。”
“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惟一的标准是国家利益。”他这样定性自己。
宋鲁郑并没有因为称赞国家的进步而忽视国家的问题与西方的先进之处。他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保障、食品卫生、药品安全、文化修养、环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至于农村的硬件、软件都需要补课，需要加快城市化步伐。
近距离观摩美国大选，“明显感觉美国开始落后了”
像长年在国内生活的大多数民众，对于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说实话，颇有“身在庐山”之感，体会不深刻。对此，宋鲁郑举了他到美国观摩大选的例子。
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要到全国各地拉选票，要去观摩选举，就要面临乘坐哪种交通工具的问题。查看了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行程，宋鲁郑发现在现有交通工具的限制下，他的选择很有限，最后选择纽约和北卡罗来纳作为观摩点。“纽约是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总部，后者是一个摇摆州，我们最需要去看的就是摇摆州。”
“从首都华盛顿去纽约，这个交通应该不会是问题吧？”结果令宋鲁郑大跌眼镜：两地之间没有高铁，乘坐普通火车要3个多小时，票价最便宜也得174美元。就算在法国，坐3个小时的高铁都没有这么贵！”宋鲁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380公里的距离坐飞机也不合适，宋鲁郑最后选择坐刚刚推出来的豪华大巴（自带厕所，路途中间不停），付出的交通成本是单程5个半小时。
“在国内坐过高铁的人再去坐长达5个半小时的大巴，这样的反差太大了。况且为了观摩1个小时的竞选活动，光来回路上就要折腾7个小时，本来在纽约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包括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总部，结果没时间去看了！所以就感觉美国真的开始落后了。”
宋鲁郑进一步补充说：“这种落后，不但是交通工具的落后，而是效率下来了。要知道，这可是从美国政治中心去经济中心！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每天都在频繁地互动，人流量非常大！”
“我在国内坐着高铁到处跑，可美国为什么建不了高铁？奥巴马2008年竞选的时候，提的口号就是建高铁，8年时间过去了，一寸高铁都没建起来。”
宋鲁郑分析，一是因为利益集团反对，航空公司、高速公路都反对。二是因为居民反对拆迁。三是，很多议员要求在自己的家乡设站，不设就否决它。
“可是每一站都停的话，这还叫高铁吗？堂堂一个美国总统，对履行自己竞选时的承诺都束手无策。所以，高铁不仅是交通工具问题，也是政治制度问题。”宋鲁郑总结说。
宋鲁郑还有一个发现，他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应用比中国落后。记者采访当天上午，宋鲁郑在家附近的街上散步，看到有卖瓜子的，一摸钱包发现没带钱，就问能用微信支付吗？老板立马回答：没问题。
“这在美国怎么可能啊？”宋鲁郑发出第二个感叹，“在美国就好像回到了‘前微信时代’，明显感觉美国开始落后了。”
反观中国。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对干部的长期培养、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像特朗普这种既没有从政经验，公开侮辱妇女、公开排外、反全球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素人，是不可能竞选成功的。我们这边的人才从基层到中央，至少需要30年的足够历练。
宋鲁郑还举了一组数字：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说，他要把美国10万亿美元的国债减少一半，减到5万亿美元。结果8年过去了，美国国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了20万亿美元了。“也就是说，奥巴马执政这8年所产生的债务超过了美国过去200多年积累的债务。可以说，特朗普大选胜出，本身就是这个体制弊端的总爆发，它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
宋鲁郑说，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去年美国的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少数”。宋鲁郑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政治指标。因为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如果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而且在不断萎缩的话，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
事实上，欧洲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中产阶级不到50%的现象了。在他们的理论中，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是稳定的，极端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当中产阶级成为少数的时候，极端的、民粹的政治人物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才能从竞选中胜出。所以，我们理解特朗普现象应该考虑这个历史背景。
此次美国大选观摩期间及随后，宋鲁郑接连发表《八大因素令特朗普笑到最后》等数篇观摩选举文章。在《八大因素令特朗普笑到最后》一文结尾处，宋鲁郑这样写道：“美国大选再一次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经济问题无法解决，就会成为政治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有明显的弊端时，政治问题就会引爆为整个国家的巨大危机。”
最后，他说：“特朗普赢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选前评论的一样，这是一场决定美国民主制度合法性的选举，结果输的是民主。奥巴马在为希拉里竞选时也声称特朗普如果胜选将给民主带来巨大灾难。可以说2016年西方最担心的两大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居然都接踵成为现实。极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竟然成为常态，这对西方文明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中国能赢》出版背后的故事
《中国能赢》能最终出版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宋鲁郑介绍，其实很早就有出版社联系要出他的文集。2008年，青岛的一家出版社就首次联系出版事宜，只可惜这家出版社因为觉得话题比较敏感，容易引起争议，地方出版社把握不了，最终放弃了。
时隔两年，2010年某中央级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据宋鲁郑回忆，当时书稿都整理完毕，协议也签了，最后是在社长办公会上被否了。因为当时有个特殊背景，谈价值观、意识形态问题很容易引起论战。
宋鲁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9年《红旗文稿》在封面头条发表了宋鲁郑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时隔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学者联名上书中央，文章题目《不要批判普世价值》。“这些学者都很有来头，有的在某些民主党派担任重要职务。”宋鲁郑补充说。
2012年，这一年，党的十八大要召开了。北京有位领导作了一个批示，批给红旗出版社，大意是，请与在法国的宋鲁郑先生联系，出版他的文集。
就这样，几经波折，宋鲁郑的文集《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得以在十八大召开之际出版。这本书还被送进十八大新闻中心，送给十八大代表。
后来，就有个别读者打电话，说这本书在制造不团结。“在中国制造分裂这个帽子可不得了，无论是谁，怎么给国家制造分裂呢？”宋鲁郑苦笑道。
他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的立场、价值观都不一样了，每种声音都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
三、家乡滨州是观察国家进步的窗口
2003年，作为山东一家企业驻巴黎办事处的负责人，宋鲁郑以企业代表的身份，直接进入旅法山东同乡会做副会长。
据他介绍，他前期主要负责中法两国企业间交流合作事务，比如法国企业到山东来，或者我们山东的企业到法国去。再就是负责政府之间交流合作事务，比如接待原滨州市委书记孙德汉率团访问法国等欧洲国家。后半期就侧重于教育领域。比如滨州学院合作成功的几个项目，是旅法山东同乡会协助联系促成的，省内济南大学、菏泽学院、淄博职业学院等院校与外方的合作也是他们去联系的。
作为负责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宋鲁郑每年都能回国两三趟，因此“对国家的认识与国家的发展保持同步”。而滨州，一直是宋鲁郑观察中国发展的主要窗口。滨州长期属于欠发达地区，滨州的进步更能折射出中国的进步。
▲在山东大学演讲。
没有想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西方衰败得这么快
2010年是宋鲁郑旅法的第10个年头，回国省亲期间曾接受过滨州日报专访。如今已经时隔6年了，这期间虽然每年都会回国两三次，但对于滨州，对于中国，当然也对于西方世界的世事变迁，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大家在国内可能感受不深，实际上，中国的进步总是超出想象。刚到法国时，法国媒体确实很少谈及中国，随着中国的强大，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批判越来越多。通过法国媒体以及法国人对中国的担心，作为中国人，感受到中国确实强大了。日常生活中也能体会到，近年来，法国人看到东亚面孔，不是像10多年前先问是日本人吗，而是先问是中国人吗？法国宾馆因为中国人的需要，开始供应热水、提供中文说明书、聘用中国人当侍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连白酒都开始供应了。”宋鲁郑说。
从国家这个层面，宋鲁郑说，第一，没有想到中国会发展这么快。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当时预计2020年超过日本，事实上2010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居然就是日本的两倍了。2010年的时候，高铁刚刚在中国开始兴建，北京到上海的高铁还没通。但是现在看看，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经突破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的60%以上。
第二，没有想到西方衰败得这么快。像英国脱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英国脱欧，对英国和欧盟来说没有任何一方是有利的，它有可能是在实质上开启了欧盟解体的第一步。如果希腊脱欧了，可能我们不觉得是解体的第一步，而会觉得是淘汰了一个劣质资产。但英国是一个优质资产国家，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它脱欧影响巨大。而且现在看起来，欧盟的状况也非常差。
滨州应处于工业化中期，从环境质量看更像是接近后工业化时期
宋鲁郑记得，2010年滨州市西区开发建设刚开始，此时滨州好像到处都是工地。这一年，正好也恰逢旅法山东同乡会换届，新一届班子应山东侨办邀请回家乡看看，一行人先后去了济南、潍坊、日照、青岛、淄博，最后一站是滨州。
“在前面几站，说实话大家感觉一般，但到了滨州，是大大吃了一惊，都认为环境很好，住宅设计得很大气、很有味道。当时团里有几个副会长说应该在滨州买房子。自己作为滨州人很自豪，我们就胜在环境好、规划得好。”宋鲁郑说。
法国《欧洲时报》的一位总编，生活在法国，老家在北京，可以说见多识广，他看滨州新区的时候也很惊讶：“哟，你们的房子设计得都不俗啊。”
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宋鲁郑的这种自豪。今年7月初，2016中国最干净城市排行榜发布，入围城市分别为香港、澳门、厦门、大连、柳州、滨州、绍兴、扬州、河源、晋城。
滨州位列香港、澳门、厦门等明星城市之后，居第6位，较2015年上升了3个名次。所谓“最干净城市”是指城市绿化覆盖率高，建筑物整洁美观，主次干道、街巷路面清洁，垃圾、污水处理率高，城市清扫保洁制度落实到位。榜单评价指标由城市绿化指数、建筑物整洁美观指数等5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组成。能够上榜2016中国最干净城市，足以说明滨州的环境质量有了质的提升。
在宋鲁郑看来，按说滨州发展阶段应该处于工业化中期，但是由于特别强调生态建设，环境开始得到有效治理，给人的感觉是接近后工业化时期。
说到这里，宋鲁郑突然跳脱出原先的行文思路。“我现在一直在考虑，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不是适合我们去学习借鉴。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追赶模式’，追赶欧洲、追赶美国，但是现在来看，西方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很难持续了。”
为此，他举例说，他们去工业化造成的后果就是失业率太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个模式对于像我们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否需要去模仿学习，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他看来，世界上目前有两个国家表现还比较好，一个是欧洲的德国，一个是亚洲的中国。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共性，宋鲁郑做了一番研究。
第一，工业非常发达。德国是西方国家中大概惟一一个走向现代化之后工业还占国民经济较高比重的国家。第二，出口非常强。是发达国家中少数以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第三，居民储蓄率比较高。这三点跟中国非常相似。当然，百姓比较勤奋这也是共性。
宋鲁郑表示，如今德国的经济发展在整个欧盟国家中一枝独秀，这要得益于德国在几十年前就开始着手经济转型，抢占先机，最终成为欧盟各国中经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以后的发展应该以德国作为榜样，今后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制造业也应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比重。再就是，德国通过产业升级，使得自己的出口避开了像中国这样的竞争者，使双方不在一个层面竞争。滨州的发展同样要抢抓转型机遇，在硬件上，要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软件上，也要着重推动滨州的文化建设，积极解放思想、主动适应新常态，坚定不移谋发展。
宋鲁郑不是笔名，姓宋，祖籍山东阳信，生于河南郑州
有心人给宋鲁郑做了个统计：宋鲁郑从 2008年5月9日开始在博联社、环球网、凤凰网等注册博客写博，由于写作速度快得惊人，截止到2010年5月20日已经发表676篇博文，差不多以日均一篇的速度更新。记者在宋鲁郑的凤凰博客上发现，最高峰的时候，2009年一年写了317篇博客。
宋鲁郑文章写得多、写得快，成为网上讨论的一个现象。
有网友找来文革期间著名的上海“罗思鼎写作组”、北京“梁效写作组”的情况和他对比：“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笔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正式成立，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若干外围小组……合共237人。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时，写作组本部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近500人，共发表文章800篇左右。存在5年，平均每年发文160篇，每月13篇。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为笔名。梁效写作组（参与人数不详，对比罗思鼎，估计应有百人）在两年时间里，共发表文章181篇，平均每年发文90篇，每月约7.5篇。宋鲁郑先生只身一人，在连续240天的时间里面，每日发文，约为罗思鼎的两倍、梁效的四倍。”
因此，对于宋鲁郑如此高密度地发表文章，网友“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其个人亲笔”。
有人言之凿凿：“宋鲁郑就是三个分别姓宋、鲁、郑的人组成的写作组。”
有网友认为：“以宋先生这样的发文量，不要说谋生挣钱、正常交往、获取信息、生活琐事、身体不适等，每天除去吃饭、睡觉，把全部时间用来写作，都难以胜任。因此不得不怀疑其身份、背景。”
质疑多了，宋鲁郑只好出面解释：“写文章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事实上是一种享受，而且我也不认为花费时间过长。我2008年回国，在车上用笔记本电脑随手就写了几篇文章，这对我是常事。除此之外，我无其他爱好。”
另外，之所以取名“宋鲁郑”，其实很简单：祖籍山东阳信，1969年在河南郑州出生。7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回到了滨州。
一位博友感慨：“有时候我很想就宋先生写的奇谈怪论写文章批他，但宋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快了，我根本就来不及，刚想抽出点空来写篇博文批他这篇文章的观点，他又一篇文章出现了，我于是更想批他新的一篇。就这样狗熊掰棒子，思路还没有变成文字，他已经写了无数篇文章了。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时间和精力。”
有时间和精力的人多了，能否驳倒宋鲁郑，还得看有没有足够的学识。看他的文章，差不多等于上一堂专业课。
国内有人拿西方民主模式苛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宋鲁郑将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民主形式娓娓道来。以此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相同的民主模式，都是根据自己国家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必要硬套西方民主标准模式，因为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就应搞‘中国特色的民主’”。
你看，他光用这些基本知识就把对方驳倒了。
感恩滨州发改部门10年工作经历，学习是终身的，功夫在诗外
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他经常使用的办法是：“对不起，请让我先纠正你一个事实错误。”记者问“咋知道那么多呢”？他说靠积累，靠终身学习。
宋鲁郑说，他从上大学起就开始重视积累，工作后也没停止学习，喜欢看历史、哲学书，曾在1999年被评为滨州第一届青年藏书家。在法国这些年也是不断地学习积累。“学习是终身的，并不能因为工作了就不学了，每提升一步都需要学习。”
据宋鲁郑透露，滨州第一家英语角、第一家网吧都是他创办的。在办英语角的时候，他自认英语水平在群体里算是最差的。1999年开网吧，也是一个非计算机专业、非相关领域的人在办（网吧名叫“滨州网吧”，位于黄二黄一渤七一带，开业时非常轰动，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事）。现在做中西政治制度对比研究，算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和成果，但他所学专业跟政治不搭界。
宋鲁郑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跟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有一点很像，都是“三无人员”。“屠呦呦一没有博士学位，二没有出国经历，三没有院士头衔。我自己一没有博士学位，二不是这个专业的，第三没有高校背景。”“当然现在有了，复旦的。”宋鲁郑补充了一下。他指的是，近年受聘于复旦大学担任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这些事情合在一起，可以总结出什么呢？用我们中文系的话，就是‘功夫在诗外’，你所取得的成功并不一定是由于你专业本身的因素，还有可能是其他因素。”
丰富的学识，总能让宋鲁郑穿透当下现象的迷雾，形成富有建设性、前瞻性的观点。
举个例子吧。2008年上半年，西方国家媒体针对奥运会和所谓“西藏问题”抹黑中国，在国际上把中国的喜事弄得灰头土脸，这让不少中国人感到愤怒甚至沮丧，进而反思中国的话语权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一篇文章中通过分析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曲折历程指出：“一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绝对对等，特别是在其崛起的过程中，要被其他传统大国所承认和接纳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更需要历史性事件的出现和其参与程度、整体贡献的推动。1997年当东南亚经济危机袭击全球时，中国的表现赢得超出当时自己经济实力的世界性关注和一片赞誉之声，也是明证。”
宋鲁郑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每提出一个观点，总要考虑有无事实依据，现实中是否可行。他告诉记者，他的这种文章风格与在发改委的工作经历分不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宋鲁郑进入滨州地区发改部门工作。“在发改委的工作经历，让我近距离了解了我们的体制运作规律和特点，为将来进行东西方制度对比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宋鲁郑抱着感恩的心态总结他在发改部门工作的10年。
“政府工作包括政府文字确实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政府工作最终必须落到实处，必须可操作，有成效，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提一个观点，总要讲一个或几个实际例子，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思维方式上，沿袭了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也就是必须有用处”。
客观、务实的文章风格，为他的中国立场增强了说服力。
海外华人认可他的文章，认为说出了他们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国内重要媒体向他约稿或转载他的文章，表明了主流思想对他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水平的认可。他的博客也有一批忠实读者。
成就归成就，宋鲁郑在为人处事上还是很中国的。
记者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大作总是登在大报上，俺可是张地方报纸。他回答：“刘邦成功后要回家看看，项羽失败了无颜见江东父老，说明家乡在游子心目中的分量。通过《滨州日报》让家乡人知道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心里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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