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滨，原名杨亭云，又名杨廷云，1917年出生于阳信县钦明区前杨庄（今水落坡镇前杨家村）。1923年至1935年在惠民县城读女子小学、中学，1935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了“12·9”运动，19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
此后，她把40余年的革命生涯全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从“抗大”、陕北公学起，直至女子第一中学、女子第九中学、北京第四中学、教育部，数十年如一日工作在教育战线。
她与晁涌光、王季青(王震夫人)、苏灵扬(周扬夫人)被人们称为北京中学界的“四大校长”，曾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把“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作为激励学生奋进的口号
建国初期，杨滨任北京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1956年“女一中”被确定为市属重点中学。作为从老解放区来的既掌握政策又懂业务的校长，她把“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带到学校，把“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作为激励学生奋进的口号，倡导“三严”的校风，即“严明的校纪、严肃的学风和严格的训练”，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一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了何鲁丽、袁扬、林文漪、舒立等一大批“思想好、作风正、工作实”的优秀人才。
据女一中教师、后来的北京四中校长刘秀莹回忆，那时三十八九岁的杨滨穿着朴素，耳下一寸的短发，穿着灰布长裤、白衬衫、松紧口的黑布鞋。她给教师们讲命题的方针、原则、难度、注意事项，布置得头头是道，给人的感觉是沉着而机智，朴实而精干。她尊重老教师，经常征询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对年轻教师更是爱护有加，并注意从多方面培养他们。
女子第一中学与陈云同志的住所仅一墙之隔，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又是女一中的毕业生，加之杨滨的丈夫也调入国家计委直接在陈云领导下工作，所以，杨滨曾多次亲耳聆听陈云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尤其是对师范教育工作要重视的教导。
1958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暑假，他的儿子傅敏大学毕业，等待国家统一分配。眼看着自己的同班同学一个个接到了分配通知书，到大学、出版社或研究所……惟有他，迟迟不见分配通知书。后来传来消息，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他的通知书怎么如此姗姗来迟？幕后的事，一直到“文革”，从大字报上，傅敏才知道，因为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
当时，杨滨听副校长佟沛珍说起傅敏在局里没人要，就调看了档案，明知傅敏有那样的背景，依旧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二话没说，把他要了过来。她叮嘱党支部成员，谁都不许把傅敏的家庭情况往外说。
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兢兢业业
杨滨为人耿直，对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1958年教育大批判时，她因对北京市委的《五四决定》提了点执行中的意见，受到了全区、全市的批判，被定为右倾（1962年平反），她也从女一中调到女九中工作。但她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照样兢兢业业，努力办好女九中，该提什么意见也照提不误。
1964年，杨滨作为工作组长来到北京四中，后留任书记兼校长，和四中的老师、同学们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惊心动魄的考验和磨练。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孩子们。作为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杨滨经验丰富，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她在四中大抓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收到良好成效。只可惜工作刚进行了不到两年，“文革”动乱开始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首当其冲，越是名校越遭殃，杨滨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也深受其苦。
一生都在为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和教学水平而努力
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1978年初，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在王震副总理的建议和推荐下，杨滨、王季青、苏灵扬、姚文四位老同志到教育部任巡视员，并在中学司设视导室。
杨滨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拨乱反正，重建教育事业的努力之中，她极力呼吁尽快改善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和教学水平，迅速建立一支适应新形势的教师队伍！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希望，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
她们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到达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在此过程中，杨滨深切地感受到恢复和规范师范教育工作，重新培养一支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教书育人的师资队伍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杨滨向教育部以及中央的领导同志积极倡议，成立师范教育司，加强对全国师资的培养和指导工作。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终于成立后，杨滨担任第一任司长，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她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
惟一一次问自己的病情是因为“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做”
1981年春，杨滨因病住进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其实杨滨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就病了，但她坚持到四川、湖北去调查贯彻全国师范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结果病倒在半路上。
在杨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按照医院的嘱咐，家人尽量不向她提起她的病情。虽然日渐消瘦、无力和疼痛的折磨使她早已猜到了病情的严重，但刚强的杨滨从不过问对她的诊断，仍然不断地约教育部的同志和老朋友来谈工作。对家人的担心和劝阻，她总是乐观地说：“我没大事，这是60年代得的肝病又复发了。那次休养了2年就好了，这次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很快会出院的！”
一次，王季青和齐馨陪同吴阶平院长到医院看望她，回忆起在延安的生活，谈到最近延安老区的同志反映：延安地区生活状况仍很贫苦，很多民办学校的教师无法转正，不能按时拿到工资时，杨滨突然停下来，转向吴阶平大夫问：“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吴大夫，请您一定想想办法，您听到了，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啊！”说这话时她眼睛里含着泪花，这是惟一一次她问起自己的病情，她自己什么都明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曾嘱托儿子一定要代她做好四中老师、同学的证明工作。
当时中央对“文革”中“三种人”的清查及培养“第三梯队”干部的工作刚开始，时常有些单位来向她了解“文革”当中四中的一些老师、同学的情况，以便安排使用。杨滨对儿子说：“我到四中是在特殊的时刻、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去的，在‘文革’马上爆发的那种极‘左’思潮影响的大环境下，难免对有些老师和同学有不公之处，如果他们找我，你一定要代我向他们道歉，代我肯定他们的工作，四中没有一个不合格的教师！”她又深情地对儿子说：“四中是个好学校，是个有着特殊气质和传统的集体，它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觉悟、素质经得起大的风浪的考验！”
是的，北京四中的学生平时没有一个抽烟、酗酒的，运动来了，他们也有义愤，也高喊口号，但让他们动手打老师，他们下不去手！杨滨与北京四中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杨滨多次回忆起那次在中山公园，她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把她围成一圈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
1981年5月27日，杨滨去世，年仅64岁。临终前她对侍护人员表示：“我好了还要工作，要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地位而呼吁！”国家教育部在为其撰写的悼词中称誉她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
（作者：陈德泽 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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