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无棣籍封疆大吏与袁世凯的恩怨
吴重憙 袁世凯 张人骏
袁世凯就职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不久就当了洪宪皇帝。这时，袁世凯想起了两位晚清政界风云人物，并多次或写信或派人邀请二人来京共享荣华富贵，可总是被婉绝或决绝，这二人便是无棣籍封疆大吏吴重憙和张人骏。
吴重憙与袁世凯是故交并有师徒之谊，袁世凯每月发给吴重憙八百块银元“退休金”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10月10日，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就任正式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想起了自己的“受知师”——吴重憙，他想邀请吴重憙出任新政府官职。袁世凯之所以要怎么做，其原因有二，一是感谢吴重憙当年的知遇之恩，二是为自己充当门面。于是，他多次派人从北京专程到天津邀请隐居的吴重憙出山。可是，吴重憙总是闭户不见，坚持不出任任何官职。
吴重憙（1838-1918），字仲饴，无棣县城里村人，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吴式芬次子、晚清金石巨擘陈介其女婿，1862年（清同治元年）科举人，授工部郎中，后历任河南陈州知府、开封知府，福建按察使，江宁、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钦差驻沪电政大臣，仓场侍郎，江西巡抚，邮传部左侍郎，河南巡抚，陆军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等要职，赏戴花翎，诰授光禄大夫。吴重憙一生为官四十载，兢兢业业，以人为本，推行新政，创办实业，开展地方自治，抵御外国经济侵略，以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爱国热情与开明绅士的远见卓识，成为一代名臣，特别是他在上海会办电政大臣期间办了三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一是收回中国电报总局；二是赎回京汗铁路的管理权；三是参与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1876年（清光绪二年），袁世凯在河南陈州应试闲居期间，饮酒、驰马，还创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任负责人，并免费为文雅客士供给食用，过起了诗酒文人的生活。因为袁世凯家资丰厚，有钱有闲，慷慨好施，投靠他门下的寒士多如过江之鲫。
当时，吴重憙是陈州知府，对袁世凯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很是赏识，又加之袁世凯的嗣父（即继父）袁保庆是吴重憙朋友，于是作为父执的吴重憙常常劝戒袁世凯多读书，少饮酒，并帮助袁世凯以荫生进学读书，并时常与其吟诗作赋，谈古论今。两年后，河南学政翟鸿因吴重熹对其的接待规格不高，遂迁怒到吴重憙管辖下陈州的考生身上，凡陈州生员一律不取。于是，尽管科举考试成绩优良的袁世凯成了“待宰羔羊”，并对考科举取功名之路彻底绝望了。后来，他与张之洞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新式学堂，被清廷采纳，从而使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这与他科考不第不无关系。
袁世凯落第之后，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5月，经另一位无棣人、清末“清流健将”张佩纶（张人骏的堂叔父，绝代才女张爱玲祖父，晚清重臣李鸿章之爱婿，与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被誉为“枢廷四谏”，与张之洞、左宗棠齐名，李鸿章评价其为“丰才啬遇”）推荐，来到山东登州，投靠曾国藩“庆字营”（即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手下，次年随吴长庆督兵赴朝鲜。从此，袁世凯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能臣。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掌管北洋大权后，没有忘记早年的师友吴重憙，遂擢升吴重憙出任直隶布政使，执掌京津之要。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袁世凯就任督办电政大臣。急欲在各方面有所建树的袁世凯自然又想起吴重憙，并将吴重憙请进自己的官邸，面授机宜。尽管吴重憙袁世凯二人谊属师生，但职位上却大有高低。吴重憙时任直隶布政使，是三品京堂，而袁世凯则是一品大员，更是朝廷的红人，因“庚子之变”时，他与荣禄合力为慈禧太后卖命，成为太后面前宠臣，旨授“太子少保”，满朝文武皆尊称其“宫保”。为此，吴重憙是穿着官府应邀到袁府的。袁世凯请吴重憙换了便衣，在内客厅见面。
寒暄过后，袁世凯对吴重憙说道：“老师，知遇之恩，恩重如山！当年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助就没有袁某的今天啊！”袁世凯虽然“老师长”“老师短”地挂在嘴边，但是吴重憙还是尊称道：“宫保，言重了。”袁世凯知恩图报地道：“老师，您奔波了大半辈子，刚刚是一个三品京堂。论老师的学识、才能和人品，早就该有个好差事，享享福了。”吴重憙疑惑地道：“宫保，你的意思是……”袁世凯神秘地笑道：“这不是嘛，李中堂仙世了，朝廷让我做电政督办大臣，去上海接收中国电报总局，这可是一个肥缺啊。我想啊，肥水不落外人田。我打算让老师当我的副手，以钦差驻沪电政大臣常驻上海，不知老师意下如何？”吴重憙起身，拱手谢道：“感谢宫保抬爱，重憙必当不负重望！”于是，吴重憙出职驻沪会办大臣，饬将电局收回。
袁世凯主动提出让吴重憙为驻沪电政大臣，一则是为报答吴重憙当年的教诲，二则是对吴重憙知根知底，办事比较放心。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3月1日，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吴重憙在沪主持接办各省电报商局，厘订章程八条，严申律令，命各地分局遵办，收回了本就属于中国的中国电报总局。吴重憙在尽职尽责接办各省电报商局、理顺电政业务、改良邮电各项要政的同时，与钦差驻沪钦差商约大臣书吕海寰和盛宣怀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正式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公推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为领袖，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战争”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吕海寰、盛宣怀和吴重熹向清政府写了奏章——《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奏折中详细地谈及了创办“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在上海购地建造国人自己的医院和医学堂的设想构想和举措，目的就是“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即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同年7月21日，《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得到批准，并颁发了关防，“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也奉旨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至此，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另外，针对外国人修筑中国人的铁路所带来的危害深感忧虑，令吴重憙常常夜不能寐。他多次向清政府上书，强烈要求赎回京汉铁路的管理权，维护国家权利。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年初，已经从上海返回北京任职的吴重憙一直为赎回京汉铁路管理权的事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后，吴重憙以邮传部左侍郎的身份会同外务部堂官向清政府提议筹款赎回京汉铁路，并最终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于是，吴重憙等邮传部官员四处奔走，费尽千辛万苦从英国汇丰、法国汇理两银行筹借到5万英镑的外债，再加上清政府拨付的官款500万两白银，终于从比利时公司手里赎回了被“代理”将近三年的京汉铁路。从此，京汉铁路归中国自管，京汉铁路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1910年 (清宣统二年)，吴重憙奉诏于河南巡抚任上回北京供职。次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吴重憙和众多满清遗老遗少们一样退隐津门，住在天津烟台道56-58号（即原英租界十四号路），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藏书、编书、刻书，并乐此不彼。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袁世凯搞复辟活动时，吴重憙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意见的，并多次劝解未果。为此，吴重憙不愿再在袁世凯手下做事。吴重憙曾孙吴朴承先生曾经感慨万千地说：“当时我曾祖父（吴重憙）也劝过袁世凯不要称帝，劝不住……”同年12月12日，在国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袁世凯见屡请吴重憙出山不成，没办法，只好亲自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尊吴重憙为“老师”，言辞中极尽赞美之词。吴重憙收到袁世凯的亲笔函后，给袁世凯回了一封信：“宫保如唔：吾年逾七十，旦夕且死，宁有心依恋利禄耶？”吴重憙与袁世凯除了有师生之谊外，渊源很深。吴重憙长子吴嵚之妻是第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亲姑姑，徐世昌曾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内担任过国务卿。后来，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还结了“秦晋之好”。袁世凯脑瓜灵活，他当官、升官，即使从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大都是通过“拜把子”结成干兄弟或者是通过联姻结为“儿女亲家”来完成的，袁世凯的亲家不是大总统、大学士、巡抚、总督、尚书，便是督军、公使、盐商、富豪等，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曹锟，民国内阁总理孙宝琦，清大学士那桐，直隶总督周馥、杨士骧，两江总督端方、张人骏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吴大澄，江苏巡抚陈启泰，吏部尚书陆宝忠、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清陆军部尚书荫昌、北京宪兵司令部邹文凯、陕西督军陆建章、驻英公使薛福成、盐商何仲瑾、天津富豪李士铭等等。
当袁世凯接到吴重憙的回信后，沉默不语，最后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定时发给吴重憙八百块银圆。面对银光闪闪的“袁大头”，吴重憙也不推辞，悉数收下。吴重憙用这笔款项系统地整理、编辑、修订、印刷了无棣“海丰吴氏家族”明清两朝数百年间的文章、诗词、奏本等遗书。其中，就有被世人称为吴氏“小四库全书”的《吴氏文存》、《吴氏诗存》、《吴氏世德录》和《吴氏试艺》等名典，以及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石莲庵藏书目》和《海丰吴氏藏书目录》等著作。另外，吴重憙辑刻的其他典籍也为数不少，其中《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和《石莲庵汇刊九金人集》两部巨作校勘精严，版式字体在当时堪称佼佼者。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7月29日，吴重憙病逝于烟台道56-58号的小洋楼里，终年81岁。
张人骏与袁世凯既是换帖的兄弟又是儿女亲家，却因政见相左“老死不相往来”
1912年（清宣统三年、中华民国元年）3月10日，袁世凯窃得革命果实，宣誓就职临时中华民国大总统，迁都至北京后的袁世凯多次邀请结拜兄弟、儿女亲家张人俊“出山”为其效力，张人骏却始终抱着“食君之禄，当报王恩”的理念，对袁世凯背叛清廷的做法极端鄙视，拒绝出任一切民国职务，也绝不与袁世凯相见，他尝切齿道：“袁世凯欺人寡妇孤儿，夺取天下，其罪视曹孟德尤过之。”张人俊将袁世凯比作“奸雄”曹操且尤过之，可见“恩怨”之深。
张人骏（1846-1927），字千里，祖籍无棣张家码头村，1864年(清同治三年)科举人、1868 年(清同治七年)登进士，历官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曾担任广西按察使，广东、山东布政使，山东、河南、广东、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赏戴花翎，赐谥“文贞”。张人骏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家，为官清正，不畏强权，政声斐然，彪炳青史，特别是其多次大义凛然地与外国列强抗争，坚决反击美国、日本、英国、葡萄牙等列强的挑衅和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被称作绝不低头的“外交大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期间，曾派广东水师数次巡视、勘测南海群岛，宣示主权，勘测海疆，挫败了日本妄图霸占东沙岛的野心，为我国对300多万平方公里南海行使领土主权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历史依据和法理基础。如今，在南海诸岛中仍有一块岛礁以张人骏名字命名的“人骏滩”，以做纪念。
张人骏家族与袁世凯家族渊源很深。张人骏的堂叔父是张佩纶，袁世凯的堂叔父袁保恒、袁保龄与张佩纶同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的门生，且私交深厚。1884年（光绪十年）6月23日，张佩纶在赴任船政大臣途中，曾与时任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袁保龄“把袂相聚”畅谈三日夜，“恍如骨肉相聚，备谈一切，悲触满怀”。1853年（清咸丰三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奉旨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一同到安徽帮办“团练”时，时任安徽按察使的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给予了鼎力支持。三人在皖北战场上并肩作战，“往往并马论兵，意气相投，相互激励劳苦”，结下生死之交。论辈分，张佩纶是袁世凯的父执辈。后来，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和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恒分别娶了江苏巡抚陈启泰的两个女儿，张佩纶的三子张志沂和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分别娶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两个女儿，而袁世凯第六女袁籙祯又嫁给了孙宝琦的儿子。这样，张佩纶与袁世凯又成了同辈人，儿女亲家的“儿女亲家”。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袁世凯将长女袁若桓嫁给了张人骏的五子张允亮。张人骏又是张佩纶的堂侄，如此一来，张人骏与袁世凯之间不仅是亲连亲、亲套亲，而且辈分也忽高忽低。
1881年（清光绪七年）5月，袁世凯经张佩纶的推荐，来到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手下，开始了正式的军旅生涯，这为他以后的仕途通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世凯为感念张佩纶的知遇之恩，也为感谢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在山东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献的良策，遂与张人骏换帖结拜成盟兄弟，并将长女袁若桓嫁给了张人骏五子张允亮。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2月6日，因义和团在山东高呼“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引起了各国的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节制武卫右军。此时，张人骏已任山东布政使一年余。初到山东的袁世凯面对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束手无策，在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慈禧有意保护义和团。正在袁世凯“绕室终夜，莫决从违”左右为难之际，济南府西南部的义和团杀死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遂到张人骏府上求计。
早在袁世凯读书求仕时，袁世凯的授业老师谢先生与张人骏是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张人骏经常到袁府看望谢先生，自然与袁世凯很熟。袁世凯到了张人骏府上，二人相见道故，张人骏倾心接纳，得知袁世凯来意后，张人骏说，古来没有听说用邪说可以成大事的，你如果能料到义和团会成功则可以善待遇之。不然的话，料其必败，则当早下决心，“后命，矫诏也，必不可从。吾辈宁任不奉诏之咎，不可委蛇误国事”。袁世凯“意遂决”，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不过，袁世凯道：“奸人之附拳者肆兴谣谤，揭贴通衢。”他又道，拳民讥讽我抗旨附夷，更以危言耸听，群情恟惧。张人骏淡定地说：“事急矣，我两人身家且置度外，即不幸遇难，有国在，不患不昭雪，不然者大局一坏，受害者奚止万家，又何论我两人。”袁世凯听后“志益坚”，于是调兵备非常，且准备派重兵保护张人骏府邸，张人骏笑而拒之。当时。山东省全境“颇有藉义和拳相号召者”，袁世凯想示禁而难于措辞，张人骏笑道：“是何难，今近畿方用兵，而东省幸无事。果为义民，应往近畿赴难，若假词扰乡里，是乱民也，在法宜惩，杀无赦。”袁世凯叹服道：“读书人，真不可及也。”遂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晓示全省，分兵禁遏，四境詟服，并在张人骏的协助下，一改上任巡抚毓贤“剿抚兼施”的处理方针，采取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拳民纷纷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得以维持稳定，再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由此，义和团的首发地山东，居然成了洋人的避难所。不久，袁世凯又在张人骏的建议下，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当八国联军打到了直隶南部时，袁世凯便给德国驻京公使打招呼，结果八国联军没有进入山东地界，使山东免遭了战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同仓皇逃往西安时，张人骏准备前往西安勤王，袁世凯苦苦挽留：“公行，东事败矣，幸留助我。”张人骏乃止。同年十月，因剿灭义和团有功，张人骏擢升曹运总督。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袁世凯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袁世凯离开山东前往保定前，张人骏被调回山东，接任他的山东巡抚一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袁世凯捧着慈禧太后的谕旨和封赏，带着官兵，浩浩荡荡回河南项城葬生母刘氏。此时，由山东巡抚调任河南巡抚的张人骏奉旨到项城致祭吊唁，并代理了40天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十年后的1911年（清宣统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张人骏见守不住南京，遂于同年12月1日与江宁将军铁良坐在箩筐里面逃出了南京城，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不久，因他在任山东巡抚时与德国政府曾经有些交情，便来到德国统治下的青岛避居。
1912年（清宣统三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退位。在青岛旅居的张人骏伤心不已，涕泗满襟。当他听说孙中山要来青岛视察时，竟大喊道：“大清江山都坏在此人手中，他若来，让他站着来到，躺着出去。”张人骏受传统忠君保国思想教育，对满清皇帝忠贞不二，曾反对“戊戌变法”、对抗“辛亥革命”，还经常“朝见”逊帝溥仪，对满清王朝的垮台伤心不已，“宣统逊位，张安圃甚哀感，涕泗满襟”。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春，袁世凯派次子袁克文送长女、张人骏儿媳袁若桓由北京归青岛，张人骏闻袁世凯有称帝之举，遂厉言反对。不久，张人骏离开青岛，退居天津，开始以诗文书法娱老。次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当了洪宪皇帝后，张人骏痛哭流涕，大骂袁世凯“大逆不道”，是满清的叛臣逆子。时任直隶巡按使加将军衔、“一等伯”的朱家宝对其好言相劝，张人骏却说：“公为民国疆吏，余乃清室故官，喜忧不同，啼笑自异。”令朱家宝十分难堪。
张人骏对于袁世凯连番背叛朝廷，先当大总统，又称洪宪皇帝的做法极端鄙视，拒绝出任一切民国职务，也绝不与袁世凯相见，“不肯与袁同在一个城市”。他还专门交待儿子张允亮、儿媳袁伯祯：“无事少踏袁家门槛，当我们张家没这个姻亲。”张允亮顺承意旨，常托故不见岳丈袁世凯。袁伯祯以夫故，也很少会娘家。张人骏喜曰：“此佳儿，贤妇也。”不过，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张允亮这个好女婿，赏给他一个官衔。一些逊清遗老向张人骏祝贺，张人骏却不领情地说：“袁老四他这是笼络人心，异想天开，我张人骏偏不入港。小儿无知，入其彀中，诸君为余庆贺，老夫感到脸红，明日就叫他去辞了这个官。”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后，张人骏仍然耿耿于怀，至死也没有踏进北京城半步。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时，授张人骏为协办大学士，张人骏拒不受职，一如既往的在天津过着“清廉自持，家无余财”的隐居生活。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溥仪眷念老臣，赏张人骏“太子少保”衔。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张人骏八十岁生日时，溥仪特赐寿。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2月8日，82岁的张人骏在天津去世，溥仪亲到张府吊唁，颁御书“忠贞清亮”匾额，赐祭一坛，予谥“文贞”，与张人骏堂叔父张佩纶之岳丈李鸿章的“文忠”遥相呼应，这是清王朝对张人骏这位“三朝元老”“股肱之臣”莫大的嘉奖。由此，张人骏追求了一生的“忠君报国”总算得到了一个“盖棺定论”。
【记空格字数：7508】
通联：无棣广电大厦302室 张海鹰
